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26部分在线阅读

[96]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97]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98]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99]《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100]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101]《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102]《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103]《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104]《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105]同上书，第6220页。
[106]《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8262页。
[107]《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108]《唐会要》卷35，第633页。
[109]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5年），第215页注9；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9（1966年），第16页注48；岑仲勉：《唐史余渖》（北京，1960年），第10—11页。
[110]《旧唐书》卷2，第31页；《新唐书》卷2，第27页。
[111]关于承乾之失德，见《旧唐书》卷76，第2648—2649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89—6190页。
[112]《资治通鉴》卷194，第6119页。
[113]《资治通鉴》卷196，第6174页。
[114]《旧唐书》卷3，第55、57页；《新唐书》卷2，第42—43页。
[115]《资治通鉴》卷197，第6193—6194页。
[116]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年），第39—49页。
[117]《旧唐书》卷65，第2453页；《资治通鉴》卷197，第6206页。
[118]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第46—50页；《旧唐书》卷76，第2666页。
[119]《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唐会要》卷82，第1522页；《旧唐书》卷3，第61页；参考陈祚龙《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温泉碑拓本》，载《通报》，46（1958年），第376—396页。
[120]关于这部书，见彼得·A.布德伯格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战争艺术——〈李卫公问对〉研究》（伯克莱，1931年）。
第五章　高宗（649—683年在位）与武后：继承人与篡位者
太宗对太子李治是否能有效治国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太宗的第九子李治是长孙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于628年阴历六月十三日，633年封为晋王，643年立为太子。649年阴历六月一日在其父灵柩前登基时尚不满21岁。李治以庙号“高宗”知名于史。[1]
尽管有计划地为李治登基作了种种准备，如委派精心挑选的师保，撰写针对帝王的禁令以指导他的行动，但事实证明李治是一个无能和优柔寡断的所谓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认真地试图仿效其父亲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风。他厉行节约，免去狩猎和奢侈的宫廷宴会，寻求坦率的规谏并重与朝臣共同议事。但太宗的那种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所要求的品质和纯属于个人的力量是高宗不具备的。高宗的无能，至少在他在位后期，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的多病；经常发作的晕眩和视力的损坏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但无论如何，即使他是一个健壮和果敢坚强的人，他的环境也与他父亲的完全不同。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他被朝廷中一大群年长而又在他父皇统治下已经树立了自己势力的政治家所包围。其中有几位是他当太子时的老师。就高级政策与宰相们展开非常随便的私人讨论，这是太宗时代制定政策的固定形式，而高宗只是这个曾经多年亲密共事的集体中的年轻的新成员。高宗要想对他的朝臣进行真正的统治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领导和激励官员们，而只能“端拱无言”。[2]
高宗继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极有权势的家族，也是中国最大的贵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个大族柳氏都有姻亲关系。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响下，她劝皇帝立另一妃子所生的年岁最长的王子陈王李忠（643—664年）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因为李忠母亲在宫中的地位很低。长孙无忌经劝说也表示同意，李忠便于652年阴历七月被立为太子。[3]
高宗初期的统治受三位年长权重的政治家——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世勣——为首的宰相集团控制。在新皇帝继位后，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已辞去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保留宰相的职位。褚遂良在高宗时拜为尚书省仆射，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时，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勣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考察他对高宗及王朝的忠诚。他无可挑剔地通过了考验，当他接到命令时，不回家便立刻赴任。[4]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省另一名仆射；以后他要求解除这个职务，但仍拥有宰相身份。
这三位年长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实的臣仆，与别的宰相一样，在643年的继位争执中都是高宗继位的有力支持者。他们的统治继承了太宗推行的政策，少有更张。
高宗继位不到三年，朝廷因发现房遗爱密谋反对皇帝而受到震动，房遗爱是已故大臣房玄龄的次子，在643年继位争执中曾经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持者。房遗爱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骄傲专横的高阳公主。房玄龄在648年年中死后，其长子房遗直被指定为唯一的继承人。高阳公主曾强迫遗直按一般习俗与她丈夫分家，但没有得逞；高宗继位以后，她又多次怂恿遗爱在皇帝面前挑起争论。高宗为房遗爱的执著所激怒，下令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逐到外地。
于是，高阳公主煽动房遗爱与朝廷的其他不满分子谋反，其中有与高祖女儿结婚的薛万彻，有其女与遗爱之弟结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驸马柴令武。阴谋于652年12月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犯罪时败露；在后来由长孙无忌主持的调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阴谋真相大白。所有参与者都被处决和赐死，连不幸的房遗直也被降职。
在与房遗爱有牵连并不久即被处决的人之中，有长孙无忌曾劝太宗不要立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吴王李恪。其他许多被处决的人或是以前支持过李承乾或李泰即位，或是与他们有过间接联系。房遗爱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对皇帝的阴谋（如果阴谋确实存在的话），而更像是集中表现在太宗末年继位问题上的派别斗争的继续。[5]不论从哪方面看胜利者都是长孙无忌，他成功地清除了几个在他强烈拥护高宗为太宗继承人时已经树立的政敌。但是长孙无忌胜过政治对手的日子太短了。因为他和胆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对着一个远为强大的、机敏的和肆无忌惮的对手。
武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