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17部分在线阅读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时奏报样瑞和凶兆，他驳斥说：“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6]后来，他命令在一个不误农时的日子举行太子的冠礼，而不顾有人关于此日不吉的劝告。[7]他曾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药求长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出自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毫无疑问，太宗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我们现举一件逸事为例来说明他喜欢做作的习惯：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说，“恶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蝗虫吞吃了。[8]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为缺乏治国的才能而经常表示担忧，并声明由于他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王的教育。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匠，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9]
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
尽管表面上显示出谦虚，但在626年阴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虽然比起他父亲高祖来，他相对地缺乏文治经验，可是不久他就给唐政府带来一种新鲜的、事必躬亲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风，这种作风基本上建立在他个人的明察、过人的精力、勤奋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础之上。
他倾注于治国方面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他的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
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对文人的谏诤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加门下和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10]他还使所有的官员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求。
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处理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这不仅是由于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而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而且行为近乎儒家思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11]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高兴，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阴历元旦，太宗取年号为“贞观”，后世历史家对他的被理想化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纪30年代的中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
629年和630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因为这样就易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宫殿；但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12]在同一年，太宗重修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13]随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年的大明宫，[14]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37年的飞山宫；[15]建于640年的襄城宫；[16]建于647年的玉华宫。[17]我们举一例以见工程之大：襄城宫的建造，用了大约200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年竣工时太宗发觉它是建立在暑热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将作大匠降了级。[18]
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费用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原因之一。[19]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亲和他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20]
在7世纪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事方针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21]魏徵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负和浪费。[22]
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有了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23]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为帝王的专断所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认为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生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太宗朝的群臣
在最高级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其父执政、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但有两个杰出人物是例外，即做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辩地证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他曾经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24]
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选择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渐罢免了高祖时代的旧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轻支持者；他还大规模地斥退身为高官的皇亲国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他的最高级官员几乎都是原来富有吏治经验的人和从前历朝官员的子孙。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级官署都有些人事变动，但尚未见新的官僚阶级出来掌权。[25]
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约600—659年）。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势族，大约和太宗同时生于洛阳，童年时期就和太宗的关系很好。他参加了唐高祖向隋都进军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战略家，并且后来随太宗平服山东平原。作为太宗完全忠实可靠的支持者，他帮助太宗策划反对其弟兄的政变，而且是把他们杀死在玄武门的少数人之一。
太宗即位后，内兄长孙无忌被任为尚书右仆射领宰相衔。他妹妹当上了皇后，死后谥为“文德皇后”。长孙无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许他出入宫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权势过大，曾被指控为擅权并被迫辞职，但依然做皇帝的顾问。自633年以来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虽然是名誉性的）称号——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对皇帝的影响依然没有减弱。643年，他以个人的巨大影响解决了继位之争，使之有利于未来的高宗。从645年直到太宗晚年，他再度掌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大权，并负责修订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顾命。太宗临终时盛赞长孙，并要求褚遂良保护他，使他免受诽谤和危害。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26]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房玄龄（578—648年）。他出身于齐州（今山东省）的一个家族，他父亲在隋代做过刺史，他本人在17岁的未冠之年即考中进士。在隋代，他历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做吏部侍郎。太宗占领长安后不久，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和能干的官员加入了太宗的侍从行列。他成了未来皇帝的长期伙伴，总是伴随太宗出征，充当顾问和秘书。
太宗为秦王时，他给太宗引荐了一批人做幕僚。这些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山东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东北平原的敌手们的旧官吏。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一同策动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后，他继续做太宗的顾问和私人秘书，起草诏令；据说他起草的诏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构。
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和杜如晦（见下文）一起，荐举了一批高层官员，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们从629—630年共同负责尚书省的工作）。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办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义语。房玄龄做尚书左仆射13年（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
房玄龄是一位特别讲求实际和正直的顾问大臣，他的影响比清教徒式的魏徵（见下文）更大，因为魏徵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阁。房玄龄则在必要时自动让步，而且有时过于顺从皇帝。但他很务实而又得人心，他的裁断公正宽厚，见解稳健，深为皇帝和僚属所欢迎。他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虽然他谦柔而没有很大野心，但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权势人物。[27]
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高官一样，他也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做过官，他本人在隋代做过地方上的小官，后来辞职。唐兴后不久，他参加了太宗的幕僚集团，与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一样随太宗参加了征讨东北平原的战役。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很可能参与了袭杀太宗兄弟们的行动。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的决断力，以致对房玄龄说，所有的重大政府决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协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于630年，正当他的权力的顶峰时期。[28]
和这两个有决断力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团中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齐做过小官，隋末，魏徵做了起义领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也随着到了长安。后来做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时，他支持李建成反对李世民并为建成出谋划策。李建成在玄武门被杀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对话，其时他表现出惊人的直率。当李世民问他为什么和建成、元吉发生争吵时，他说他们不听他的劝告：如何对付他们的野心勃勃的现在已取得胜利的弟兄，他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强坦率的人大有用处，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
一个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后来，他又任太宗个人的使节，到东北平原与残余的敌对集团谈判和平。魏徵对这个任务非常适宜，因为他以前支持过一个主要叛乱者。他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明新政权对李世民或唐王朝从前的敌对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样任用。除去这类“外交”使命之外，魏徵还参与了朝廷的其他活动。他参加了几个学术项目，如编制《新礼》（又称《贞观礼》），他和房玄龄一起于636年把这部书呈献太宗；他又在629—636年期间和其他史官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代的史书（见下文）。
但魏徵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中国人确实认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出的人物。637年的魏徵的一份谏疏足以说明他的直率。这是应太宗之问而谈到太宗早年和当前统治的比较时所说的话。他坦率地指出：“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29]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魏徵在后世的学者、文官之中所以享有盛誉，肯定是由于他所起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很符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30]
另一个大臣是倔强而难以相处的萧瑀（575—648年），他是在太宗时继续任职的高祖的少数大臣之一，主要起着道德说教的御史的作用，但不像魏徵那样享有死后的荣誉。他经常吹毛求疵，并与同僚们争吵，终于触怒了太宗，以至于627年末被免除了宰相之职。但他依然保留了他的高官地位。630年他任御史大夫，在这一年又一度做过短期的宰相；在635—636年又出任宰相。太宗尊重他似乎是由于他的行政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廉洁和耿直的品质，虽然他的性格好斗，和同僚们的关系又不好。643年，在继位之争的伦理危机之后，他又被任为宰相和太子（后来的高宗）少师。他担任这些官职直到646年，当时他要求退休做和尚，公然和太宗发生口角，于是被外放到地方。在整个太宗执政时期，他依然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虽然在政治上常常表现为消极的力量：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但又是一股其道德情操和刚正不阿的品质，是绝不可等闲视之的势力。[31]
在太宗晚年，另外一些人物开始在朝廷显露头角。魏徵死后，他的体现“帝王之心”的作用由褚遂良（596—658年）承担下来。褚遂良是南方人，他父亲褚亮在陈、隋两朝做官；因介入流产的杨玄感叛乱而被贬谪到西北，在那里他变节倒向叛乱者薛举一伙。619年薛举死后，他们父子投唐，褚亮成了太宗个人文学馆里的成员。褚遂良是一个天才的学者、有名的书法家和历史家。他在太宗朝历任秘书省的文学“清要”官职，如起居郎和谏议大夫。他掌起居注时，以抵制太宗想影响起居注内容的企图而闻名。643年在继承问题的争议上，他支持后来的高宗做太子，其后，他做了太子的师傅。他作为皇帝的顾问，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对内主张温和政策，对外反对扩张政策。647年，他当上宰相，在中书、门下两省享有高位。太宗临终时，他和长孙无忌受太宗顾命。
在太宗晚年，褚遂良确是一个有力的人物。不幸的是，当他成为高官时，太宗已不再听取道德说教了。但他无疑依然和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对皇帝施加相当的影响；他在朝廷上有很高的个人威信，这种威信持续到高宗时期。[32]
以上我们所说的人物虽然在高祖创业时期做过短暂的军事将领，但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家。太宗朝还有两个有影响的武官。
头一个是李靖（571—649年），他生于西北的京畿区，他祖父和父亲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在隋朝做官多年，是太宗最老的亲密伙伴。李靖在长安被唐军占领后投唐，在唐王朝初年曾统军平服中国南部的几个叛乱政体。625—626年他和东突厥作战。太宗即位后，他历任朝廷各种高官，但也被派出征，与薛延陀和东突厥作战。630—634年他出任宰相，代替杜如晦而和房玄龄一起共管尚书省，所以对皇帝显然很有影响。他虽然在634年后期带着荣誉高级职位引退，但在次年他又统军成功地在库库淖尔地区（青海）击败吐谷浑。以后的年代，他继续以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影响着皇帝，直到649年他去世时为止。[33]
另一个武将在朝廷起着双重作用的是更年轻的李世勣（594—669年）。他出身于今山东省的一个地方官家庭，本姓徐，青年时期参加了翟让领导的起义，在靠近洛阳的地区活动。后来在李密手下做军官，李密降唐后，受魏徵的劝说归唐，这是619年的事。在唐军平服河北和山东的战争中，他是一员主要将领，仅次于李世民。高祖晚年，他在原来的唐军基地山西北部的太原做军事长官，防御突厥。太宗非常相信他适于这个任务，他在太原这个重镇任军事长官直到641年，并在629—630年平服东突厥的战争和事后安置突厥降民事务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太宗曾这样说过，李世勣之抗击突厥“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641年，他任兵部尚书时被召回朝廷。同年，他一度率军远征薛延陀（见下文），此后就在朝廷过安定生活。643年他做了宰相，直到太宗末年都留在这个位置上。这一时期他多半外出征讨，一是在644年出征高丽，一是在646年抗击薛延陀。虽然最后这几年他没有在朝廷，但依然是一个对朝廷政治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宰相，643年后还是太子詹事。太宗晚年对李世勣应该继续忠于他（太宗）的继承者一事非常关心。[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