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1部分在线阅读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以下的论述[47]是根据1975年在今云梦县（位于华中湖北省武汉西北约45英里处）境内的小小的睡虎地出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竹简从也许是生活在公元前262至前217年的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此人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肯定属于秦国法典的有名称的律；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阐述的推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发儿子，报告通奸等）。
这些有名称的律绝大部分论述行政法，有“田律”、“苑律”和“仓律”等共18种名称。未命名的法律的答问虽然同样涉及大部分行政法，但幸而也提到少数刑事问题，如盗劫、杀人、闹事和性犯罪等事。文书中的证据表明，材料确实早于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虽然许多内容也许只早半个世纪或更少。然而，在基本内容和精神方面，大部分材料似乎可以溯源于商鞅时代。
秦以严刑峻法闻名，这些法律对此并无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当然，这部分的是由于这些法律不完整，也由于许多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刑法这一事实。提到了死刑，但次数不很多，被定为死刑的那类犯罪是预料得到的：例如，异父同母子女的乱伦，夸敌以惑众的行为。有三四处材料提到了砍掉左足的刖刑或劓刑，但更普遍的是程度不同的强制劳动。
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最普遍的惩处是罚物（与以后中国法律的情况不同）。秦的强烈的军事气氛可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最多的罚物以一甲或二甲（罚二甲的情况很少）计数；较轻的，一盾或二盾；再轻的，罚缴钱。最轻的惩处似乎是谇，此字可能表示“谴责”；据推测，谇将写进受谴责官吏的功过簿中。有许多律只说触犯所定之罪要受惩处，而没有具体说明应受什么惩处；还有一些律根本不提惩处，而只正面提到应怎么做。在这方面，秦的法律与以后王朝更成熟的法典（653年唐的法典及以后的法典）大不相同，以后的法律对每种违法行为都定有具体的惩罚。
商鞅的连坐原则在这些公认是很不完整的法律中未被强调。的确，有一条法律对群盗的确处以特别重的惩罚，但这种群盗的形式很不一般：文中称为“害盗”（显然是一种警察）的官吏放弃他们的正常职守而进行群盗活动。只抢一钱，而如果是五人共同行盗，每个参与者都断去左足，并黥面，参加强制劳动。对比之下，抢劫660钱以上的很大数额，而如果共同行盗的害盗少于五名，则受轻一等的刑罚，即黥劓并参加强制劳动。如果盗钱220至659钱，刑罚又减轻到参加强制劳动而不劓鼻，抢1到219钱，则流放而不参加强制劳动。如果平民犯小偷行为而无暴力，如偷他人价值不足一钱的桑叶，罚处劳役30天。
毫无疑问，从现代的观点看，甚至上述刑罚中最轻的一种似乎也是残暴的，但也许很难说，就比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所发现的刑罚更残暴。（例如，在1818年前的英格兰，从店中偷价值五先令的货物就要处死。）
在行政法中，有的对个人（不是集团）责任的要求竟达到不合理的程度，如在关于政府所有的牲畜的规定中：“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秦律杂抄·牛马课》）但是，就大部分法律而言，它们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苑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弗责。”（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1.85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58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
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7％，衡器在1％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48]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子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也可能受到卫生考虑的启发）。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容许对这些法律文字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文字尽管存在许多文风和术语方面的问题，但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可能提供关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法律地位的宝贵材料。但是，前面所引的秦律足以证明，它们实行了大大地有助于使秦取得胜利的原则：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公元前221—前210年
公元前221年到前210年秦始皇去世这段时期中的大事将分九个方面来详细叙述。虽然大部分事件都有具体的年份（大部分在前221年），但有几件事，如筑路、造长城和建造宫殿，必定在第一次提到它们时已经进行了多年。可以理解，秦始皇之名与大部分事件有联系，但可以证明，有几件重大事件的真正发起人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其他诸如军事征战和筑路建城的事件中，它们必须由军人来干，而在这10年中，最著名的军人是蒙恬。改革始于几个政治性的行动。[49]
从王到皇帝
帝国一统一，秦统治者第一个有记录的行动就是要其大臣们想出一个有别于王的称号，它将更好地表示他作为唯一的统治君主的新地位，以与迄今为止称王的许多统治者相区别。根据由此产生的建议，他采用了“皇”，并把此字与他自己选择的“帝”字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复合词“皇帝”，大致可以译成英文“august
emperor”。同时，他取消了史书中以继承者赠予的谥号称已死的统治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万代。
在他的这道诏令中，秦始皇正道出了历史中无数受命运嘲弄的事实之一，因为他的王朝在二世就垮台了。但是他选择的称号却是巧妙的，不论是它的全称“皇帝”，或是通常简称的“帝”，两个称呼在中文中作为emperor的标准同义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帝”字的选用更是巧妙，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可以追溯到历史黎明时期的神秘联想的字眼。在商代，它是一个主神（或诸神）的名称，也许等于商代统治王室的远祖（或诸远祖）。在秦代，甚至在西汉，国家官方的崇拜尊崇称之为“帝”的神。[50]在周代中期，一系列被人们敬畏地视为早期中国文明缔造者的传说中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被称作帝。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由于周代诸王的命运每况愈下，王的称号已丧失其威信，这时有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表示他们成立帝国的抱负，曾试图自己称帝。
这种尝试最早发生在公元前288年，当时秦王和齐王拟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外来的政治压力迅速促使他们放弃这些称号。还有两次涉及秦王的尝试发生在公元前286年和前257年，但也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称自己为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的神祇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政治的统一
也是在公元前221年，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此事发生在李斯的上司王绾力促秦始皇把更遥远的原列国的领土交给秦皇室诸子之时——换句话说，恢复约八百年前周灭商后的封建分封制。他争辩说，这样就更容易统治这些领土。
李斯大胆地反驳道，周制定的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一个政治灾难。周王室的亲戚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而天子则无力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支持李斯，结果是把全国分成36郡，每个郡又分成数目不详的县。每个郡的行政由守（文官）、尉（武将）和监御史（他显然直接充当皇帝在郡一级的代表）三人共同负责。县由地方官员治理，他们或称令（大县），或称长（小县），按县的大小而定。所有这些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并接受固定的俸禄。他们的职位不是世袭的，随时可以罢免。本文不打算更详细地讨论秦的行政制度，因为直接取法于秦行政制度的汉制人们知道得更为清楚，并且将在第7章和第8章详加叙述。
前面已经谈过，郡县制对帝国并不是新东西，也不是起源于秦。但公元前221年的改革至关重要，它断然屏弃了必然引起间接统治的重立列国的思想，代之以普及郡县制的决定，从而为中央统一全帝国各地的集权管辖提供了各种手段。这个制度延续到了汉代，虽然像第2章将详细叙述的那样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因为有一批其权力严格受到限制的王国当时容许与数目远为众多的郡一起存在。此后，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朝的典范（但又稍有修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秦的郡比现代的省要小得多，虽然对秦末到底有多少郡以及它们是哪些郡的问题一直争论激烈。到公元前210年，公元前221年原来的36个郡可能增加了4个，也可能增加了6个。这些数字可与公元2年汉代簿册中存在的83个郡相比（当时的汉帝国比秦帝国大得多，但同时还有20个王国与这些郡并存），也可与清末（19世纪）18个标准行省相对照。但在另一方面，县的数目自始至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一个粗略的估计说明，秦约有县1000个（秦没有县的确切的统计数字），[51]这可与公元2年约1314个县，1911年清末1381个县和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479个县（不包括新疆、西藏和云南）相对照。
推行郡县制，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作某种处置。这个问题通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得到了解决，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虽然《史记》没有明文记载，据推测这些人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入。这个政策是与秦王朝相始终的。但当王朝崩溃时，在随之产生的内战期间，有些原来的统治王室就作为政治竞争者而重整旗鼓。唯一的疑点是12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这个问题在附录3中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伴随着大规模迁移人口于京都的是大规模销毁兵器的行动。搜集到的全国兵器被送往咸阳，在那里铸成钟鐻及12个巨大的金人，据说每个金人重近29英吨（1000石），都置于宫中。据后世的著作，中国这些最早的雄伟的雕铸实物都是卫士像，也许衣“夷狄”服，它们存在到汉后期，军阀董卓（公元192年死）销毁了其中110个；所剩的两个后来也被搬移，最后在公元4世纪被熔掉。[52]
同时在全帝国夷平城墙及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险阻，以补销毁兵器和迁移贵族的不足。公元前215年立于碣石山的碑文，有以下几句关于秦始皇的文字：“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53]
文化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