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97部分在线阅读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处于汉朝所知道的世界的边缘，隋唐对它并无领土野心，但中国影响已通过朝鲜传入。在7世纪，日本人开始有意识地按照唐的模式组织他们的国家，全盘采用中国的文字和文学语言、中国的艺术形式、宗教、哲学、法律和制度。在唐代，中国在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虽然在以后的世纪中它受到本地兴起的形式的挑战，但到了唐末，中国的影响已牢固和长期地把日本纳入其文化圈内。
文化同化的最后一个地区是西南，汉朝已经在这里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唐代，当地强盛的南诏王国代替了在现今云南省境内的混乱的部落集团。南诏对唐保持独立，并且长时期对它抱有强烈的敌对态度。这一地区直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国。但尽管互相敌对，本地区又相对落后，南诏也采用中国语言并沿用许多唐朝制度。它也成了中国文化圈的边缘部分。
在隋唐，中国对东亚广大地区的密切的文化影响就这样确立了，并且直至近代那里还受中国文明的支配。这个区域里的国家与中国早期的任何邻国迥然不同。在此以前，中国周围的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些部落民族有时非常强大，并入侵中国和短期侵占中国大片土地。但他们政治上不稳定，不能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在文化方面，中国人有一切理由把他们当做“夷狄”而加以蔑视。而在唐代涌现的那些新国家在中国人的经验中却是十分新鲜的事物；它们的组织方式与中国相同，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它们的统治者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它们用中文来处理公务，并采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手续。虽然它们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实际上却完全不受中国的管制。中国人在与它们打交道时，不得不以比以往更平等的态度对待它们。这就是宋朝与北方邻国的对外关系的新形式的背景。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常见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政策的基本目的仍是两个方面：（1）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边境以外的周边游牧民的袭扰；（2）控制和保护经今之甘肃省和新疆省通向中亚、伊朗和西方的贸易路线。
在强大的北邻突厥人面前，隋朝是幸运的，因为自6世纪中期以来已经控制自伊朗的萨珊帝国至满洲的突厥人已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帝国，紧邻中国的东帝国经常被派系和部落对抗搞得四分五裂。可是他们仍是令人生畏的，630年他们的垮台是唐政权最终得以巩固的重要一步。他们在7世纪80年代的复兴又使中国人面临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只有沿北部边境构筑极其昂贵的防御体系才能遏制他们。最后，他们又成了自己内部纷争的牺牲品，在744年被原来的附庸回纥人所压倒。
回纥人证明远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邻邦，他们甚至在唐发生危机时愿意提供雇佣军援助。一般地说他们对经商更感兴趣。在9世纪40年代，他们在北方干草原的支配地位又被许多定居在甘肃和近代新疆绿洲上的黠戛斯人（柯尔克孜人）代替，这时黠戛斯人已经放弃游牧生活而成为定居的务农者。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游牧邻族是准蒙古族的契丹人，他们与其突厥附庸奚人一起居住在河北北部和近代的辽东之西的多山边境中。在7世纪后期，他们变得十分强大，并且侵犯了中国的东北，从此，河北北部和河东就非保持巩固的防御体系不可了。
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的。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主义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从西方传入思想和技术。中国的佛教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一直是从北印度和中亚诸国吸取新的推动力。其他新宗教，如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和以后的伊斯兰教，也从伊朗和中亚传入。除了这些思想影响外，传入中国的还有音乐、舞蹈乃至金属制作、烹饪这些技艺的新成果，以及诸如数学、语言学方面的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成就。外国人，从印度僧人到波斯眼科医生、粟特的卖艺人和商人，都可自由地进入中国。
为了确保这些事物所依靠的中亚通道，隋和唐都向西扩张，他们的军队接连征服一个个小绿洲王国并建立中国的保护国。到7世纪60年代，中国的力量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已经牢牢地扎了根，同时中国又建立了若干保护国，以控制今俄属突厥斯坦的西突厥部落及原属突厥人统治的位于河中地（外索克西亚纳）、吐火罗和阿富汗的许多城邦。中国人甚至在北印度进行军事干涉，虽然是小规模的。在高宗时期，中国政治力量更向西发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但这种扩张证明为期很短暂。几年后，中国不得不放弃它的伊朗边境和阿富汗境内的保护国。虽然在8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军队远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以西，深入帕米尔和吉尔吉特等地作战，同时中国人仍牢牢地控制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但他们在中亚的影响受到了在7世纪中叶崛起的两个强大和侵略成性的敌国的挑战。
第一个是吐蕃。7世纪前，虽然东汉时期的羌族已经造成了大破坏，后来住在青海湖周围的吐谷浑已在威胁现在的甘肃西部，但西部边境对中国人来说从来没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藏的环境过于严酷，不能吸引中国人去定居，在那里只有一些组织很差的落后的部落松散地居住着。
在7世纪，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吐蕃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并开始搞侵略扩张。从原来在南藏的中心，吐蕃人往西向帕米尔和往东向云南扩张，往北则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的新征服之地，并进而威胁中国通向西方的商路。然后，在高宗时期，吐蕃人又在今青海省灭掉了吐谷浑王国，那里原来是吐蕃人与中国在甘肃的领土之间的缓冲地。从此，吐蕃人在河西走廊和兰州周围经常威胁着中国人，因此唐朝被迫在这两个地区长期重兵设防。755年后，当安禄山之乱迫使政府将戍军东撤以保卫京师时，吐蕃人占领了现在甘肃省的大部分，他们从763年起一直留在那里，直到9世纪40年代。中国人驻守在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戍所与国内的联系被切断，它们后来被吐蕃人占领。
842年后，吐蕃国分崩离析，吐蕃人在以后几年中逐渐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从此不再是中国人对外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但吐蕃再也不是少数游牧部落居住的凄凉的荒漠。最后一个吐蕃王试图破坏寺庙和命令佛僧还俗，结果垮台了。吐蕃国亡后，大寺庙提供了政治权威，并在保持吐蕃人的文化特征方面出了力。
这一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尽管吐蕃与中国相敌对，但约在650—750年一段时期内，它似乎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它的贵族子弟被送往中国学习，吐蕃王朝与唐皇室联姻，中国的书籍和工匠被带往拉萨。但这种希望是短命的。在8世纪，吐蕃在文化上被一种本地文化所统一，这种文化使用来源于印度的文字，与尼泊尔和印度的文化关系远强于与中国的文化关系。尽管有18世纪满洲的征服，西藏受中国的影响甚小，这种状况持续到我们今天的时代。
第二股向中国的中亚霸主地位挑战的主要新兴力量是大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在7世纪，正当中国人已将其势力尽量往西扩张时，大食消灭了萨珊帝国，然后逐渐吞并在吐火罗和河中地的一些四分五裂的城邦；这些城邦原来是突厥人的附庸，后来一度受中国人的保护。尽管遭到一些挫折，但到8世纪中叶，大食的政治统治以及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吐火罗、河中地和拔汗那（费尔干纳）区已很牢固。在751年，大食军队与唐朝军队在塔刺斯河遭遇，唐军遭惨败。此役本身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双方都孤军深入。事实证明，对中亚起决定性作用的大事是远在中国内部的安禄山之乱。它促使中国军队撤离甘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驻军也被弃之不顾，他们因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而被截断了退路。中国人再也不能干涉中亚之事，大食人得以巩固他们的胜利成果而不用再担心中国的对抗了。
842年以后吐蕃国亡，唐朝作出了明智的、但从长期看却是严重的决定，不打算去收复原在远西的疆土。结果，这意味着在18世纪清朝远征胜利前，中国再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敦煌和哈密以西之地。这还意味着中国永远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的中亚。吐蕃人放弃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的几个旧绿洲城市被回鹘人占领，这时回鹘人已被黠戛斯人从他们的草原故土赶出。集印欧、伊朗、印度和中国诸影响于一身的这一地区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在突厥人、中国人、吐蕃人、阿拉伯人和回鹘人的连续的冲击下被破坏；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从伊朗直至甘肃边境的整个区域逐渐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外围区，而不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势力的前哨了。
在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就这样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581年，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其团结。整个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理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和与这类邻近民族的交往中产生的。
到了晚唐，局势完全改变。旧类型的边界只存在于北方，在那里农耕定居的中国领土和大草原之间的环境差异决定了中国与邻近的民族必然有极鲜明的文化差别。但即使在北方，毗邻的游牧民族此时已远为稳定，并且自7世纪以来至少已经通文识字。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中国的周围是一些仿效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人影响的相当发展的文化。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在西面，中国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都被排除在吐蕃和中亚之外；在那里，高度典雅的文化已经发展起来，而吐蕃所受印度的影响和中亚所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都超过中国给予它们的影响。
中国人对与各个邻近民族发展起来的这种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反应：他们有时单纯地试图征服；有时则成立保护国，册封其首领和派中国顾问；有时试图通过以“公主”（通常是皇室不显要的姻亲）和亲，或给作为人质的王公以皇帝禁卫的职位，或让王公在国子学就读，来确保友好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一直被视为中国对其“藩属”民族实施宗主权的体现，藩邦来到长安进贡以表示它们的从属地位，当然它们也受到丰富得多的赏赐。但这一基本概念中包括的实际关系显然很广泛，从完全的征服直到事实上的平等。可惜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并没有反映在中国人关于对外关系的思想中。不过，后来宋朝与强大的北方邻国之间出现的更现实的体制的基础已被打好——这主要是胁迫的结果。[32]
史料的问题
与任何更早期的中国历史相比，现存的隋唐时期的记载是很丰富的。现在仍有完整的隋代正史《隋书》和两部唐代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隋唐时期有非常详细的记述，此书大量取材于上述三部史书和其他现已散失的著作，是传统中国历史学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此外，我们还有三部行政方面最早和最优秀的类书：杜佑的《通典》、《唐会要》和《册府元龟》，它们像正史那样主要根据原来史官编写的记载，有条理地阐述政府运转的情况。[33]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材料宝库可以利用，但唐代至今仍是近代的史学家几乎完全依靠官修史书和取材于官修史书的著作来进行研究的中国历史最后一个重大时期。因此，本书必须向读者阐明这些史料的内在局限性，说明它们是本书在叙述的篇幅上如此不协调和不平衡的原因。
官修史书编写的方法，与历史学家写史的基本思想前提一样，将在下一卷详细予以论述。简而言之，历史被认为是王朝和个别皇帝怎样统治其帝国和完成天命的政治记录。它还一定是皇帝赖以进行统治的大臣们和行政机器活动的记录。这样写成的历史是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所收大部分内容是统治者和向他献策的最高级大臣的活动。撰写历史的意图是提供一部钦定的大事“实录”，供后世君臣们从中吸取教训和找出自己行动的典范以“资治鉴戒”。所有政治言论都是追溯过去的，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和与过去可比之处，因此史书是具有潜在政治意义的一种写作形式。从事官方史书的编修更可以说几乎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有时编写受到极为强大的压力，这是为了给后世提供能说明执政政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近期大事记载。
史书的编纂是委托给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的官方活动，这一机构正式成立于7世纪。[34]它开始的工作是每日编写起居注，有时还补充皇帝同宰相们议事的记录（称时政记）的内容。这些零碎的记录在每年年末加以汇编，又在每朝皇帝统治终结后用作编年实录的主要基础。实录还收死于本朝的著名人物的传记，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朝的统治和行政裁量得失。评价明确地以“史臣曰”形式写成，附于每卷之后，但更微妙地表现在材料的取舍方面。实录为唐代的一项创新，它也许是编写官修史书中的最重要的阶段；同时还须记住，实录通常写于皇帝死后不久（少数几个皇帝则在在位时就着手编写），当时一些当事人仍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前一朝代的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王朝的各个时期，实录被用来撰写本王朝的完整国史，其中包括本纪、反映具体行政活动领域的志及列传。前一个王朝终了，新的统治皇室就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撰写正史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实际进行的修史工作与其说是文学写作，不如说是不断地对材料进行选择、摘录和编辑的过程。档案文献虽然经过删节和编辑，但通常仍保持原来的文字。一般地说，记载是完整的和系统的；考虑到撰写时的环境，它在叙述事件时非常客观。修史者的个人意见明确地以文字注明，他的好恶主要表现在材料的取舍上。官方历史学尽管有这一切实际的优点，但它却使近代历史学家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旦官修大事记的目的达到，据以成书的材料或是故意被销毁，或是至少被世人忘却。只有在原来的文献偶尔被保存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它的全文。档案早已荡然无存。除了以下两种情况，我们现在已没有像大部分时期的欧洲史中被视为当然的那种原始材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为记录”而写的历史，其目的是提供一种在编写时期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近代史学家们必须以自己的、完全不同于古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材料。对20世纪史学家极为关注的许多事情，传统的史学家却无一语道及。
这些史书很少叙及京师以外的事务或日常的政务。唐与宋的史学的巨大差别之一是：人们根本不可能写出隋唐时期中国的任何地区的令人信服的历史，也同样不可能清楚地区分各地区差别很大的发展速度和以可靠的地区意识写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现存最早的方志出自宋代，那时学者对中国各特定地区的描述可能达到相当真实的程度，而在唐代，除去敦煌边区这一极为特殊的情况，这是办不到的。[35]
这些史书由于是施政记录，很少叙述关于被统治者的事。平民百姓——朝廷通过地方官员进行控制的农民、地主、佃农、商人、工匠和普通市民组成的整个复杂社会——只有在扰乱既定的秩序和成为行政对象时才被载入史册。等级复杂的佛僧和道士除非成为立法对象，否则很少被提到，而这些人在各级社会中却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集中了大量财富和权势。
这些史书在记载中央政府和宫廷政治的大事时，往往非常详细地叙述修史者本人也是其成员的现存官僚集团，而很少涉及在政府中活动的其他集团，因为对修史者来说，后者的活动或是无关紧要，或是有损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但近代史学家对这些集团却很感兴趣。专业行政人员一般不受文职士大夫的重视，因而很少被注意，虽然帝国往往要依靠他们才能顺利活动。虽然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文武官员之间的鸿沟尚未形成，军人相对地说也几乎不被人注意，并且对他们的描写一般都用否定的语气。在唐代后半期管理皇宫并在宫廷政治和军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宦官尤其受到敌视，因为修史者本人就是官僚，他们深刻地了解宦官对朝廷文官的权势所构成的威胁。
这些普遍的局限性在本书论述的整个时期的全部官方记载中都存在，并且也的确出现在绝大部分传统的史书中。另外，认清以下的情况也很重要：甚至在以朝廷为基础的官方记录的性质造成的这些局限性中，这些历史对各代皇帝在位期的记述的质量和繁简程度也大不相同。[36]
现存的隋代的记录——《隋书》——编于629—636年，它的志则补于656年。所以它成书于太宗在位期，当时新王朝急于要树立其合法的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此书一般持有敌意，对炀帝时期的大事作了十分否定的叙述。之所以要突出炀帝的缺点，不仅因为他的腐败的统治给唐朝的创建者提供了夺取皇位的借口，而且因为《隋书》的作者企图以炀帝为例，劝诫太宗不要效尤。除了这些内在的偏见外，《隋书》的作者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因为在隋朝灭亡之际的混乱中，和624年隋朝秘书省的藏书被运往长安时的偶然事故中，大部分隋的档案被毁。
在唐代，上面简略谈到的官方记录制度和史馆官僚机构都是逐渐形成的。记录定稿的正规的和按部就班的编纂程序（它成了以后王朝的规范）或多或少会使人对唐代的情况产生误解。在唐代，只有起居注的编纂贯穿于整个王朝，它到805年以后才每年被编成日历。时政记只在太宗时期、693年以后的短暂时期和796—862年间的断断续续的时期才有。有详细规定的、各官署关于具体项目的定期奏表，在安禄山之乱后准予停止上报。
在847年以后的几代皇帝时期，非常重要的实录根本没有编写。有几代皇帝的全部在位期或部分在位期有一部以上的实录，其中有几部实录（特别是顺宗时的实录）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国史的编写经过也很复杂，但最后的版本在759—760年由柳芳完成。
除了韩愈写的一部顺宗的实录外，所有早期的编纂记录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但也许更重要的是，756年以前的唐朝早期记录全在那一年被毁，当时史馆的馆址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时被焚。唯一留下的记录是史官韦述所写并保存在他家中的国史的私人底稿。此书由柳芳续至玄宗时期之末，它不但为941年起开始撰写的《旧唐书》的作者，也为从《通典》（成于801年）开始的各种行政类书的编者提供了初唐历史唯一的重要材料。实际上，《旧唐书》似乎收了柳芳的国史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它记述唐朝前半期历史的基础。
柳芳的国史提供的记录本身是很零碎和繁简不一的。它是656年以来企图创作一部王朝记录的几项活动的结果。早期的几种国史，例如柳芳的国史，都是在政治危机时期写成的。它们对唐初二帝和高宗初期，直至660年前后的记载是很完整的。关于高宗执政的后半期（此时武后的权势日隆），特别是关于武后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和后来从691—705年自己称帝的时期，国史的内容十分简略。历史对武后一贯持敌对和否定的态度。玄宗漫长的执政期的记录也受到与它的汇编有关的因素的影响。当玄宗仍在皇位时，已有两部早期的实录被编成，一部的内容约到725年，另一部到741年，它们当然是歌颂玄宗的。这两部实录可能被用来编写国史。导致安禄山之乱灾难的玄宗在位的最后几年的记载由柳芳在759—760年匆忙写成，但他并没有当时的实录和起居注可供参考。柳芳是奉肃宗之命写的，后者已篡夺他的父皇的皇位，须要在道义上为他的行动辩解。此外，为了修史，柳芳才被免去与叛乱者阴谋勾结的指控。结果写出的内容无疑对8世纪40和50年代主持朝政的大臣们及对玄宗本人抱有毫不掩饰的偏见。有关这一关键时期的内容也很不完整；8世纪60年代有人企图写出较完整的记载，但由于缺乏重要的文献材料，此举毫无结果。
《旧唐书》和现存的其他重要史料的编修者掌握了以后时期（763—847年）的更多的文献材料，因为他们有实录作参考。不但正史提供了远比以前数帝在位时更为详细的内容，而且有许多实录中的文献材料也收入了行政的类书（特别是9、10世纪的《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虽然这几代的实录为编修比较完整的大事记打下了基础，但它们引起了其他问题，因为有时它们抱有强烈的偏见，并且在完成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唐代最后的60年，情况又恶化了。武宗以后的几代都未编修实录，941年《旧唐书》编修者掌握的从847年至唐末这段时期的主要材料是日历。日历可能不如早期几代的起居注，因为后期唐代诸帝不再每日按时上朝，大量公务都在幕后进行，而不再进行起居注需要记录的公开议事。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另外的许多文献材料和档案在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中被毁，因为这些战乱实际上把长安摧毁了。修史者不得不依靠极少量的私人记载来填补空白。结果最后几代皇帝的记录质量很差，也很不完整；在修实录阶段才插入的许多传记干脆空缺。
上述叙事内容详略不一的情况在《旧唐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书直接而且几乎全部取材于早期的官方记录。《新唐书》的编修者和司马光（他与他的合作者在撰写《资治通鉴》及《考异》时系统地搜集了当时留存的一切历史材料）发现自己不能摆脱《旧唐书》采用的基本材料。近代的历史学家当然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11世纪仍存在并为司马光及其同时代人所掌握的许多补充史料现在已经散佚。我们描述唐代各时期的详略程度依然取决于上述的历史编纂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