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705部分在线阅读

只有一盏落满灰尘的灯
照耀着
雪线以上的峭崖
历尽一次次崩塌后
默默地封存着什么
雪线下
溪水从柔和的草滩上
涓涓流过[53]
这些青年诗人是怎样接受他们前辈的直接影响的，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
自1976年以来出现了许多女诗人，包括舒婷，她的《赠别》令人想起冯至的十四行诗的那种安详的沉思，但却流动着一股清流，力图再现往日的美好；梅绍静的《问》是对那些承受了20年沉默的人提出来的，他们像牡蛎一样蜷缩在自己营造的重壳里，或者像蚕一样为造丝而受煎熬。
诗人雷雯1979年12月发表的作品则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幸存者所必需的坚忍意志：
菱
没有自己的泥土
……
因此
它用那带刺的果实
保卫
艰辛的生活[54]
一位至少最初是以诗而成名的作家现已转向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徐迟（1916年—　）已将报告文学变成一种有趣的诗歌性散文样式。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和一些其他的作品描述了数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的生活和成就，对科学的小说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那些创造科学知识的人偶然的乖僻行为辩护。
新话剧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非常过分地将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强行塞进观众嗓子之故，因而人们转而钟情于话剧。也许这个转变是真正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由于新一代的剧作家和戏迷认为这个更富当代意义的名词更合胃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60年代早期引起争论的话剧是披着历史剧的外衣，而70年代后期的话剧则垄断了新爆发的舞台活动。
“四人帮”的倒台，同讽刺他们滥用权力的戏剧在舞台上的出现，中间只有短暂的一瞬。《枫叶红了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四人帮”追随者企图破坏一个研究所的工作的讽刺剧，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哀悼毛逝世的同时，仍全身心投入重新开始的科研工作，以纪念毛。更为感伤也更受大众欢迎的，是1977年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这出戏的戏剧高潮是舞台上收到了来自病床上的敬爱的领袖周恩来的电话。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拥护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示威也是宗福先1978年创作的《于无声处》的主题。赵寰等的《神州风雷》（1979年）中，周恩来被搬上了舞台。朱德是这出通俗道德剧的另一个主角，反面角色是“四人帮”成员们。
1979—1980年，倾泻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之后，一大批对仍然存在的专权进行更深入探索的新剧又出现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邢益勋的《权与法》。这出戏上演于1978年5月，揭露了一个如今已恢复了权力的以前“四人帮”的受害者。这个人成功地掩盖了他20年前犯下的罪行，包括因用救灾款而导致许多人的死亡。人物的现实主义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他们在他们自己和先辈们所开创的制度下，悲叹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国庆的《救救她》探讨了新近认识到的少年犯罪猖獗的问题。在一个干部子弟的引诱下，女主人公成了一个持枪流氓集团的成员，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而她以前那个老实的男朋友在最后一幕又忠诚地接受了她。
1979年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55]标题表达了情节本身讽刺的循环：假如年轻的主人公确曾是高干的儿子，而不只是一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就能享有中国官僚主义的下属们持续不断的谄媚而给予他的各种特权。这出戏比它的模特，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更入木三分。它只上演了为数不多的几场，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内部演出，并且当年年底便被禁演了。苏叔阳1980年的《左邻右舍》虽然由于对追求个人享乐的干部进行讽刺而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却更加显得不关痛痒。这出戏通过1976—1978年国庆节对北京一个四合院的冲击而展开，表现出作者对老舍及其《茶馆》的借鉴。
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本，讲述犯罪行为——强奸和谋杀——被保护高级官员的军队所掩盖。李克威的《女贼》是另一部描写青年人的电影，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引诱的受害者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这些电影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个大型讨论会上讨论过，在这次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大家都同意，作家不应忽视社会难题的长期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旧社会残余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影响，应该关心突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样就能产生新的面貌。总之，作者应该考虑他们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戏中，许多都探讨了长期遭到压制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主题。田芬和钱曼兰1980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诚实的主题。《她》重新肯定了一个年轻寡妇追求幸福的权利，她一直孝顺地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则不顾自己家庭的反对去追求这个寡妇的爱。这一类戏剧坚决主张表现个人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统治舞台多年的宣传口号式的自我牺牲主张。
附言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1980年一篇小说的题目。可把这种措辞看成是对中国过去30年看法的象征，这是四十几岁或更为年轻的作家们的观点。他们自1976年以来就已统治了中国文坛。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到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年），这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常常实质上或样式上是自传性的，重新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她们需要关怀，需要爱。
在这30年中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已为中国乡村的文化沙漠储存了一种肥料。它提供了英雄、主角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课程。获得公认的少数成功作品——《红岩》、《创业史》以及少数诗歌和戏剧——不断重版，反复肯定。同时，作家们力图沿着现代主义方向改进技巧，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正视新社会生活的真正难题，他们的努力仍碰上挫折。1981年对白桦《苦恋》的攻击，是毛时代终结以来第一次对一部作品的大批判。周扬再次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决定性人物[56]。虽然胡乔木在1981年底说毛的文学原则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他重新强调了党的一贯思想：作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57]
讽刺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借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之口对苏联作如下评说：
苏联的历史实际上（而不只是显然）是一部有关代表大会、会议、计划、义务、起坐、征服新的领域、新的部门、游行、奖章、鼓掌、民间舞蹈、欢送典礼、欢迎仪式等等，简言之，就是在苏联官方报纸、杂志、小说上所能读到的一切，或在苏联电视上看到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的历史。有些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在大众信息媒介、教育、规劝和娱乐中。但所有这一切却是无形的非历史背景的苏联真正的历史。对于没有受过苏联生活方式这所大学校教育的外来观察家来说，所有一切似乎都是谎言、煽动、形式主义、官僚政治喜剧、宣传，实际上这一切却表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血肉，实际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那些一切似乎是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个真实过程的微不足道的外壳。[58]
自从毛时代结束以来，这个“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的外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无论是新作家还是老作家都不断地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一直在加强控制的过程现在已经放慢了，虽然尚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否已经被逆转过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从强加给它的不可忍受的重压下生存下来了。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慢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的更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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