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92部分在线阅读

[62]伍德：《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页。
[63]参见法新社报道，北京，1979年2月4日，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年2月6月。
[64]例如，一位到中国访问的人在观看一场音乐演出的时候，发现女主角用歌词表达了她希望把她红色的花朵敬献给的人：“多少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而忽视了科学家，我留着这些，准备献给那些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他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W.E.加勒特：“中国著名景点”，载《国家地理》1979年第156期，第548—549页。
[65]最后一个数字转引自罗森：“教育改革的障碍”，第11页。
[66]例如，参见朱迪恩·班尼斯特提供的关于上海的统计数字：“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载《中国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第268页。整个国家的情况，请查阅安斯利·J.科尔《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52—1982）》，第5页。
[67]例如，根据对中国两个城市市民时间的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夫妇每天在家务活方面花费的时间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要多。另外，在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与孩子多成正比——没有孩子的妇女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每天要花费4.3个小时；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则要花费4.7个小时。参见王雅林、李金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177—190页。
[68]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310页。
[69]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130页。
[70]这种比较只是一个近似的比较，因为城市人口的确切统计数字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城市的疆界也在变化之中（虽然这些关于城市地区的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并没有把城市周围的县级地区算进去）。这里的数字均来源于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第81—103页；《北京周报》1982年第45期，第21页。
[71]实际上，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人口随时都在波动——从1949年的440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620万人；1958年达到720万人；1971年降为570万人；1982年则又增加到630万人。参见班尼斯特《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第259—260页。另见《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字》，第14—15页。显而易见，这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有时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他们忽视了相当一大批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城市干“临时工”的农村人。在80年代，这些为数众多的没有户口的农村人住在城市里，往往一呆就是很长时期，现在已经成为官方讨论的一个潜在问题。
[7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和农村组织和政策自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趋势扭转了，至少暂时扭转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额在1979—1984年的增长速度比同期城市居民的要快。
[73]有关年轻人中年龄的差异问题，请参见托马斯·B.戈尔德：“中国的年轻人：问题和计划”，载《问题和研究》1982年第18卷第8期，第39—62页。目前的讨论受到了戈尔德文章的影响。
[74]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263页。
[75]约翰·赫西对许多他在中国遇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衷心地向往中国光明的前途”感到吃惊。参见“一个未被捕的记者：回到家乡”第3部分，载《纽约人》1982年5月24日，第61页。反映这种感情的有关个人的叙述，请参见乐黛云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
[76]引自林一堂（音）搜集的《他们如是说：当前中国的地下出版物》第17卷。
[77]赫西（《一个未被捕的记者》，第65页）把这些人描绘成具有“平淡无奇的、拐弯抹角的、冷嘲热讽的和乳臭未干的”特点。
[78]外国人获得的新的利益，不仅是可以在中国直接投资和大批外国人进人中国，而且还将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工人休息的地方变成了接待外国人的宾馆。1978年以后，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一些对新的开放政策表示反对的争论：例如，19世纪西方化的中国人是好还是坏；指控由于外国的影响而使犯罪增加；偶尔还发生了一些更强烈的事件——中国人殴打外国游客或向外国游客脸上吐唾沫。请参见加勒特：“中国著名景点”，第552页。在8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曾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起因于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中国队输给了香港队以及在中国市场上被认为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日本商品泛滥成灾。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社会主义文学的建立，1949—1956年
文学创作的组织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三个月之前，有650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显示了他们对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建立必要的指导机构的高度重视。这一组织后来（1953年）被命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由这一组织协调。这个联合会成立4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即1966—1976年中断了10年）以来，共创设了10个分支机构，其中包括：作家协会（成员包括小说家和诗人）；戏剧家协会（因为它也吸收演员和剧作家，所以是最大的协会）；此外还有电影家、舞蹈家、美术家、曲艺家、民间艺人、儿童文学家和杂技家协会（最后一个协会直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才成立）。
尽管中国文联在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1949年、1953年、1960年和1979年）负责全盘工作，但作家协会对新文学的指导和发展工作起了核心作用。该机构最早可追溯到老舍、郭沫若和其他优秀作家在1937年成立的一个爱国文艺团体（“抗战文协”——译者）。现在它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讲坛，经常在全国各地举行讨论会。对文学、艺术理论和政策的研讨，可以发表在中国文联出版的《文艺报》上。中国作协也创办了像《人民文学》这样的一流杂志，发表代表国家水平的创造性作品。作协还制定刊物的编辑方针，开展与其他国家的作家、学者的交流活动，帮助和扶持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派他们去有关单位搜集素材，为他们提供出差条件，等等。
1949年，中国文联的首任主席是诗人兼剧作家郭沫若（1892—1978年），他出任此职直到去世。其后由第一副主席、小说家茅盾（1896—1981年）继任。他死后由早年的第二副主席、评论家周扬（1908年—　）接任。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一个主要报告中，[2]周扬把作家们在解放区所取得的成就称为“一个伟大的开端”，这是他引用毛泽东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话。周反复强调毛的主要观点：文学艺术既是打击阶级敌人的武器，又是社会主义者建设国家的工具；应向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提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作家或艺术家有责任“消除与人民大众的觉悟之间存在的差距，使自己成为群众的一员”。艺术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立场观点，必须歌颂他们的劳动和斗争，并教育他们。艺术标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像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必须优先考虑文艺的政治标准。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华北地区迅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面貌。周扬在报告中用统计数字宣布了作家们的创作情况：在创作的177篇新作品中，101篇涉及战争题材，41篇反映农民生活，只有16篇描写工业生产（现在这应该走在前列）。
周扬的报告还提到，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已经成功地摆脱了“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狭窄道路，首先使用了大众语言。这方面赵树理（1906—1970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个别成就若与民间文化形式的艺术觉醒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扭秧歌”（一个新歌剧，唱腔以“插秧歌”旋律为基础）和民间小曲，都是民间艺人喜欢的形式。新年来临时，他们在村庄、部队驻地或工厂表演，能即兴发挥，创造出新的表现方式。
对已取得的成就给予适当的表扬之后，就该提醒今后如何进行了。传统歌剧形式大受欢迎实是一个威胁：不健康的价值观和习俗要顽固存在下去。戏剧改革必须着手进行。作家们必须创造出新形式来歌颂逐渐涌现的社会主义新人（男人和女人）的形象，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在趣味性和感染力方面不再超过正面人物。尽管必须提高创作和评论的水平——“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农村”——因为根本任务还是要为一向渴求文化的人提供大众的文学和艺术。为此，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指示全国主要城市组建作家、艺术家分支机构，仅仅数月，不少于40个作家、艺术家的组织便成立了。
第一次文代会的主题之一是对战争年月在上海或重庆度过、迄今还不是延安共产党机构中一员的作家们表示欢迎，欢迎他们参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列里来。然而这些男女作家们几乎没有人认为新的文艺方针适合于创工作。身兼作协主席的文化部长茅盾，放弃小说创作，而当文学评论家，评价每一批小说技术上的成就，对人物塑造和写作风格提出意见。巴金（1904—　）1949年以后再没有写出新的优秀小说，而只写了几篇关于朝鲜战争的作品，使用了太多的夸张手法，以至于读起来毫不真实。沈从文（1903年—　）处于矛盾之中，以前他写的农民生活的小说极其生动，无人出于其右，但是，他对新时代的农村却生疏了，不能按照要求去歌颂社会主义农村的改造。终于，沈从文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从事对中国古代纺织品和服饰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到了70年代后期才得以问世。而直到1981年，评论家才重新肯定沈从文那些四五十年前写的小说。
诗歌
许多早已成名的诗人，战时和战后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度过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与新时代的精神相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沫若。他在50年代出版了几本新诗集。郭沫若恢复了30年前曾使他诗名陡增的热情奔放的特有的顿呼法风格，昂扬亢奋地赞美新时代的各种成就和期望：比如水库、桥梁、周恩来万隆会议的成功以及英国在苏伊士危机时的恶劣表现，等等。郭沫若的诗作过于简单肤浅，而且越来越变得感情外露。《百花齐放》（1958年）是他近年来诗歌创作中这方面毛病最明显的例子，那时正是“大跃时”时期，“反右运动”已使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百无一用。此后，郭沫若除了偶尔和毛等国家领导人友好应对时写点古典格律诗外，很少写诗。冯至（1905年—　）早在1941年就以富有哲理灵性的“十四行诗”而闻名，这些恬静的沉吟风格与新时代的喧嚣很难协调一致，他便通过描述那些土改工作中涌现的民间传奇和日常生活中的短小抒情诗，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当他把自己和矿井的钻机融为一体的时候，偶然间，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隐喻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经济萌芽的心脏和地表上的人们的心脏何等相似：
山沟里的溪水日日夜夜地流，
铁轨上的煤车日日夜夜地运行，
一百五十公尺下的煤层里，
电钻的声音日夜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