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91部分在线阅读

[22]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参见布鲁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夫·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23]据1982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年第20期，第8页。）几年前的1978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参见周京：“九亿中国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年第48期，第18页。
[24]根据罗伯特·泰勒：《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页。从1953年到1956年，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25]“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3章。
[26]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
[27]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员会如何确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身）在农村如何分配避孕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说法在70年代都灵验了。
[28]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页。
[29]对中国在1949—1952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估计数字，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146页）；有的认为有80万人（到1953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第8页）；还有一说是200万（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页）；有500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
1976）》，第24页）；更有1500万或更多之说（坦南：《无密可保》，第159页；理查德·L.沃克：《人类的代价——共产主义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页）。
[30]雪莉·伍德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解放后，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使一部分人陷入惊恐之中”。
[31]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500名职工中，有30个被划成右派，有四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五年》，第31页。在北京大学，有500名学生和100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7％。乐黛云（音）、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103页。
[32]穆富胜：《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年》，第100页。
[33]1949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年达到空前的规模。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诉外国人，1949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变化是1949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页。
[34]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地区分布”，第93—127页。
[35]见张春桥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36]董志平（音）、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页；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57页。
[37]威尔斯：《叛徒》，第103页。
[38]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39]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5—76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起来返回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机中的中国》。
[40]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41]威尔斯：《叛徒》，第94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79页。
[42]这个数字见曾志先（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林斯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页。
[43]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页。
[44]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遍感觉，太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危机中的中国》，第35、116页。
[45]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做的好事和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叛徒》，第127页。
[46]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第11页。
[47]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
[48]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1页。
[49]参见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章。
[50]参见安妮塔·詹、斯坦利·罗森、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引自《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9月），第397—446页；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戴维·拉道克：《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51]例见马克·布里奇、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况的分析》。
[52]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口的5％。参见怀特、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章。
[53]中国的资料表明，在1966—1976年，有1300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参见卡姆·温·詹、徐学强（音）：“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国季刊》第104期（1985年12月），第606页。
[54]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中国》，第209、283—284页。
[55]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页。
[56]一份在1978年对中国的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年以后下降了20％——每人从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问题”，第8页。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平方米，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8月5日，第5版。
[57]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3—4章。
[58]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59]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年春夏季号）第215—217页上（材料来源于1965年9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
[60]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页。可能在1952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页）。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采用这种崇拜仪式。
[61]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1983年第10期，第9—20页。有关1949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拉米斯·海因斯·波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年第9期，第465—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