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84部分在线阅读

[14]关于该地区土改详情，请看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1949—1956）》。
[15]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第29—30页。
[16]目击者关于诸如此类错误的陈述，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31—152页。
[17]关于这方面的戏剧性事例之一，见欣顿《翻身》，第364—368页。
[18]见弗朗兹·舒尔《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31—437页。
[19]关于各地实际土地分配差异的例子，见欣顿《翻身》，第592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46—152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61、90页。
[20]这至少是杨庆堃在《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里的结论（第155—157页）。这一时期税制的详细论述见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02—143页。
[21]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辛格森·昂格尔：《陈村》，第52页。
[22]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47—250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63—165页。
[23]见威廉·欣顿《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第76—93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53—191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203—214页。关于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互助，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17—120页。
[24]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0页。
[25]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26]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85、195—245页，
[27]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第138—142页。
[28]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29]有关集体化的详尽分析，请看维维恩·舒所著的《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5—317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203—237页；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146—177页；欣顿的《翻身》第81—166页中冗长的阐述。
[30]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76页。
[31]欣顿：《翻身》，137页。
[32]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99—300页，农民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租息和劳动两部分；欣顿：《翻身》，第126—143页。
[33]“至于借用的牲口……主人很可能继续有所有权并负责饲养，合作社使用时要付费；或者主人对这些牲口还得保留所有权，但让合作社饲养，合作社想用时，就有权使用，合作社最后付给租金，或者主人把牲口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在几年以内分期付款。在前两种情况下，如果一头牛死了或伤了，主人反而遭受责备。因此，一次性购买牲口是最好的办法，合作社成立后一般都这么做。合作社付给农民征用牲口、农具以及其他东西的费用，标准相差很大。”（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90页）关于征用牲口的价格如何有利于合作社，请参阅欣顿《翻身》第144—149页。《翻身》第149—151页还记述了农民看到自己的牲口征用后被超载或抽打后的一些令人伤心的烦恼的故事。
[34]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84—285、299—300页。
[35]参见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
[36]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300页。
[37]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28—229页。
[38]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好的例子，请看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43—252页；弗朗兹·H.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74—482页；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24—26页；欣顿：《翻身》，第169—247页。
[39]然而，公社规模不尽相同。参见安炳炯：“中国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变化与连续性”，《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3期（1975年5月）。
[40]在沃格尔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233—270页和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64—490页中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41]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尔：《陈村》，第25页。
[42]同上。
[43]引自安炳炯的“政治经济”，第634页。
[44]关于在饥荒期间死亡人数的总数，参见尼古拉斯·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第376页；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1959—1961）：人口统计和社会影响》，第89—90页。根据拉迪的统计，死亡人数为1600万—2700万。凯恩的估计是1400万—2600万。我要特别感谢凯恩所提供的信息。
[45]韩素音是世界性的作家，其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比利时人。她在1980年的回忆录中写了她是如何出于对祖国的忠诚，隐瞒了饥荒的真相。“我虔诚地、全身心地护着中国，甚至面带微笑地向那些外交官和好刺探消息的记者撒谎。因为只有中国是我的‘心脏’，流淌在我的血液中，遍布于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别无选择，中国选择了我。在寒风凛冽、寒冷侵袭大地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幸灾乐祸地威胁中国。然而，我首先是中国人。”韩素音：《我的屋子有两扇门》，第296页。
[46]例见史蒂文·W.莫舍《破碎的大地：农村的中国人》，第50页。
[47]彭尼·凯恩：《中国的饥荒》，第118页。
[48]在欣顿《翻身》第251—252页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49]请见凯恩《中国的饥荒》，第116—118页。
[50]这个例子出自费孝通在1980年前后会见开弦弓的几个男人，询问他们为什么离婚的材料。
[51]威廉·拉夫利所作的统计数字表明，四川南充绝大部分儿童的教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耽误了。见“中国农村生育率的变化：来自四川什邡县的报告”，载《人口研究》1984年第38期，第370—371页。
[52]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乔纳森·昂格乐：《陈村》，第25、53页。
[53]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