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67部分在线阅读

[4]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页。
[5]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25—231页。
[6]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第110—119页。
[7]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投资的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8]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如纺织纤维、橡胶等。
[9]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195页。
[10]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年的34870万美元，跌至1968年和1969年的13600万美元和13180万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手册》（1972年12月），第25页〕。
[11]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12]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从而得出一个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费增长率也被夸大了。
[13]该十年计划于1975年夏由国务院讨论，此后，计划草案虽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但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毛去世之后，该计划经修改提交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参见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周报》第10期（1978年3月10日），第19页。
[14]就其他方面的来源而言，这个说法是以1979年江苏省统计厅在南京提供给美国经济代表团的简介为依据的。
[15]美国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的钢铁工业》。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北京周报》第52期（1978年12月29日），第11—13页。
[17]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8]这些数据来自余秋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6月29日第1、3版。
[19]我们至今仍无一个合适的价格指标能用来缩小中国这整个时期中的外贸数据。1979
1981年间实际意义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5页。
[20]1981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1981年和更早几年的类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21]“国家统计局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82—83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第23页。
[23]哈罗德·K.雅各布森、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与基本的国际经济组织。”
[24]《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11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91页。
[25]巴里·诺顿：“工业财政和计划改革”，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604—629页。
[26]德怀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文献杂志》第26期（1988年6月），表2。
[27]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1986）》，第83页。
[28]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83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第23页。
[30]威廉·伯德等编：《中国近期经济改革：对两个工业企业的研究》。
[31]例见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发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报》上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第29卷第29期（1986年7月21日），第Ⅰ—ⅩⅥ页]。
[3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北京周报》第27卷第44期（1984年10月29日），第Ⅰ—ⅩⅥ页。
[33]《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5页。
[34]威廉·伯德、吉恩·蒂德里克：“中国工业中的部门配置”。
[35]例见安德鲁·G.沃尔德：“企业财政改革的日常范围”，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630—645页。
[36]对截止到1987年的农村工业化所做的最系统的研究，收在为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关于乡镇和私人企业的大会准备的论文中。
[37]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食品约占农村家庭预算的65％和城市家庭预算的60％以上。此外，服装又占去家庭预算的另外12％—15％，而服装的价值多来自棉花[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439、443页]。
[38]更确切地说，总产量以及由此推算出来的税收、投资、时价和福利基金的定额，由当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合作社或生产队计算。剩余的数额按工分总数均分，以决定单个工分的价值，而家庭集体收入是由家庭的工分总数乘以单个工分价值而得出的。
[39]《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6卷第9页指出“可耕地面积的数据偏低，有待于今后核实”。
[40]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5—206页。
[41]增长计算法正规地采取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Q＝F（L，Ld，K，C，t），这里，Q是产量，L是劳动，Ld是土地，K是固定资本，C是经常性投入，t是时间。这里使用的规范形式包括：假定恒定的利润，把与时间相关的方程式转化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得出如下公式：dQ/dt
＝
F/t
＋
F/C
×
dC/dt
＋
F/
L
×
dL/dt＋F/Ld
×
dLd/dt，其中，化肥是最近投入物资的代表，水浇地面积的增长仅仅代表了土地上的重要变化。
[42]机械化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主要争论点。机械化的实行部分地是为了克服劳动力短缺，诸如在一年两熟或三熟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中收获一季作物并换种另一季作物。然而，机械化也被看做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目的的，诸如：减少城乡之间劳动样式的差别和巩固集体经济（拖拉机尤其在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有助于补充集体所需的劳动力）。参见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政治》。
[43]关于华北地区用水问题的讨论，参见詹姆斯·E.尼克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水利工程和水力资源》；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引水灌溉华北平原的潜在费用与收益”；见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