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66部分在线阅读

无论1966—1976年间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有多少优点和弊端，人们还是普遍地相信，这种制度至少减少了农村中的和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人们担心1978年以后政策的改变，将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80年代初期公布的数字，提出了有关这两种假设的问题。正如罗尔的评判所表明的，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造成占农村人口20％的最贫困者收入大增，而这绝大部分是在损害地主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地主丧失大部分财产，却丝毫没有得到补偿。[62]在1953—1955年期间继续存在的不平等，是在既定地区中富裕农民与贫苦农民之间和贫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1955—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消除了土地占有量上的差别。合作社（以及后来的生产队）中仍然存在着差别，这是由各个家庭中健康的成年劳力与不从事劳动的受赡养者（孩子、上年岁的父母和病人）的不同比例造成的。尽管这些差别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它们与由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所造成的不平等大不相同。
对到过中国农村参观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任何一个既定的集体单位都有的相对的平均主义结构。参观者不能或没有看到的是，在地区之间收入差别很大，集体化对这些差别可能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富裕郊区的农民一样，贫困山区的农民也要和本地区的其他贫穷农民结合在一个生产队中。山区境况较好的农民，尽管收入比全国农村平均收入要低得多，而他们集体后收入还会有所下降；而郊区不太富裕的农民，尽管收入往往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收入一倍，但集体后他们的收入却会有所增长。
对于最终的计算必不可少的数据现在还未找到，但罗尔的数据指出，即使在1956—1957年完全受集体影响的情况下，不平等也没有减少多少。[63]地区性的差异大到这种程度：集体单位内无论如何缩小不平等，也不足以平衡地区间的差别。本章的中心问题是，1965年后采取的措施是否改变了这种地区悬殊的现象。
农村不平等的缩小是可以通过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的：农村公社的累进税或许能减少不平等，但中国税制中几乎没有任何累进可言。给予最贫困地区的福利金也有助于不平等的缩小。尽管我们对中国农村的福利制度知之甚少，但地区间的相互调拨显然是相当小的。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的公社，显然可以获得援助；但绝大多数的其他公社却被要求自谋出路。第三种措施是使农民从最贫困的地区迁往较富裕的地区，但是，在一个几乎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家中，这个办法势必会在农村导致严重的矛盾。最后，国家可以把投资和经常性投入指向最贫困的地区，或许国家偶尔也曾这样做过。但是，由于在许多贫困地区，资金回收率在运转过程中很低，这种政策经常是以生产率的缓慢增长为代价的。往往较富的地区供水充足，这为更多地利用化肥和改良植物品种提供了可能。
因此，几乎没有理由要求农村的不平等——尽管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程度要低——在六七十年代减少很多，而且，似乎也找不到多少支持这种观点的数据。测量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是用基尼系数，这个系数的数值范围是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例如，有关1980年大队集体收入分配的数据，提出一个0.232的基尼系数，这个数字事实上与从罗尔的有关土地改革之后和集体之前那个时期的数据中得出的0.227的系数完全一致。[64]各省的数据也加强了这一结论。各省的数据表明，各省之间人均农业收入的差异，70％能用人均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解释。[65]由于各个地区间人均拥有土地的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中几乎没有多少变化，相对收入也几乎没怎么变。
1978年后的变化是否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在短时期里分辨出收入分配的趋势，而且，所能得到的中国数据根本也不适合于这种精确的计算。但是，城市和运输干线周围已富裕起来的公社，很可能从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活动的良机中获得大小不一的好处。毕竟，贫困的山区既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又不能为城市企业从事分包工作。因此，经济控制自由化后，或许造成80年代初期不平等的某种程度上的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向城乡收入差别情况问题时，放松控制与不平等扩大之间的关系便不十分清楚了。事实上，放松控制在一定条件下，能较大地缩小不平等。
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实际上是禁止的。此外，成百万的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农村公社和国营农场。如本章早已描述的，在同一时期，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把投资倾入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在投资成为日益增长的资金动力时，城市地区对劳力的需求仍在稳步增长。这个需求可从已是城市居民的人中得到满足，或从那些住在城市附近的公社中、能经常往来于城市之中而无需城市户口的人中得到满足。结果，在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劳动者与被赡养者的比率稳定地增长着，而对那些在国内已经是最富裕的公社来说，在城市中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如表28的数据指出的，工资虽未增加，但结果是，城市里人均消费比在农村增加得更快。有关郊区公社的类似数据无法得到，但这些数据或许将指明一个相同的趋势。
表28　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消费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7卷，第2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98页。
197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部分答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民并不是在那个时期所制定的放松控制的措施之一。许多被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被允许或者已经自作主张地返回城市，而到80年代中期，一些农业人口也被允许迁入较小的城镇，但是，农村居民仍然不能随意迁往城市。虽然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大提高并未改善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但是，由于城市食物的销售价格没有提高，因此，对中央政府的预算来说，这个措施的代价太大，不可能重蹈这个覆辙。[66]对城市住宅的大规模投资和城市工资的普遍增长，有助于城市居民保持他们优于农村地区的地位。无论如何，只要中国更贫困地区的农民离开本地区、迁往城市甚至县城的做法受到阻止，迅猛的工业化便可能伴生出一个很大的、可能范围很广的城乡收入差额。因此，1980年和1982年城乡差距比1978年缩小了一些，但不应将此视为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实际上差距在1986年确有扩大。不过表28的质量仅如此而已，我们不能从这些估价的微小差别中得出太大的结论。
结论
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业产量停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样。他们还力主农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年度计划依然决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八级制度来支付；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联的八级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销这些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认真地对待。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评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年、1968年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动纪律正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着下降的危险。投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暂时领导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鼓励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地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为“调整”经济体制而全面减缓增长速度的做法并没延伸到1981年之后。1981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是暂时的。在1982—1986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这为再次推动能源消耗大户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真实实的，倒不如说是表面现象。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不如在韩国大，但是，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是通过进口得到满足的。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延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生产责任制推广了，到1983年，合作制农业实际上被放弃了。在1979—1983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合作农业体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进行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部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使中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集中化的官僚指令性体制，沿着一个将市场控制和统筹的方法与关键部门中继续存在的官僚化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体制的方向变化。至少对某些改革者来说，目标是建立一个市场与国家控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搞的市场与国家控制相混合的那种体制的翻版。然而，到1987年年底，实际情况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选出的某些政治局成员，仍然反对经济体制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或更加重要的是，官僚化的控制体制根深蒂固，即使是最坚决的改革者，在试图铲除这些体制时，也面临着许多阻力。
中国部门战略的转变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已认识到（虽已耽搁很长时间）国家的经济资源。农业方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多的粮食。通过大规模的劳力动员实现这个目标的尝试失败了。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改良的植物品种，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投入物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在亚洲其他地方已被证实可有效地使用资源；在中国，这种农业在1981年后也被证明是同样地行之有效。
同样地，高度集中的计划与控制体制，对控制与协调几十万个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进行作业的小型生产单位来说也肯定是个效果不佳的手段。维护中央控制的尝试导致局部性垄断，并导致了若干严重妨碍小型企业发展和效率的其他措施的产生。一旦这些控制被撤除，这个工业部门便会兴旺发达。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提高了，其提高速度可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在以前曾有过的那些发展相媲美。在从1977—1987年底这整整11年中，中国的纯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以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即使增长如此巨大，中国经济以人均计，或许仅相当于60年代中期的韩国和几年前台湾的水平。中国劳动力大多数仍在农业之中，而更大比例的人口仍居住在农业地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在80年代迅速下降了，但还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这种发展势头才能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变为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
中国人民已普遍享受了加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由于农业地区首先经历了经济的兴旺发展，很可能全国范围的不平等现象比80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城市里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不及农村那么好，但城市的收入提高了，绝大多数家庭开始购买诸如电冰箱和电视机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可以想见，基于市场原则的持续的迅速发展，会日益增加不平等。但在8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这些增长的利益。
因此，到1987年年底，中国在极大程度上并不是它的东亚邻国的翻版。无论中国的改革者多么努力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这种从苏联式集中计划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与在东亚其他地方可以发现的、基于私有制的计划与市场的混合体制，还是有几分不同。中国与80年代后期东亚其他地区出现的城市繁荣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到80年代后期，中国已从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70年代初虽有改善但仍明显可见的贫困的农业经济中，向前跨了几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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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2—143页。
[2]1966—1970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拉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3]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接反映出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率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