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58部分在线阅读

[71]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2页。
[72]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73]同上。
[74]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中国对卡特关照台湾‘很不高兴’”，见《纽约时报》1977年8月30日；路易斯·博卡迪：“邓说万斯之行使正常关系受到损害”，见《纽约时报》1977年9月7日；“中国高级领导人断然反对台湾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做法”，见《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3日；“中国副总理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叫嚷必然要使用武力”，见《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4日。
[75]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2页。
[76]任谷平：“慕尼黑的悲剧与当代的绥靖主义”，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6日。
[77]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3页。
[78]见万斯《艰难的选择》，第120—139页。
[79]引文源自1979年10月5日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布热津斯基在《权力与原则》第566页中曾引用。
[80]理查德·鲍姆的“引言”，见理查德·鲍姆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第4—6页。
[81]《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从越南当局反华看苏联的战略意图”，载《红旗》第8期（1978年8月1日），第101—104页。
[82]《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83]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216—218页。
[84]本节所引用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见丹尼尔·特雷蒂亚克的“1978年的中日条约：钓鱼岛事件的前奏”，载《亚洲概览》第18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1235—1249页。
[85]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7页。
[86]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300—302页。
[87]《北京周报》1979年1月5日，第17页。
[88]引文源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签署之际中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304页。
[89]邓小平1979年1月5日会见美国记者时的谈话，《北京周报》1979年1月12日，第17页。
[90]关于对这方面的全面论述，参见纳严·詹纳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和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91]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09—410页。
[92]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参阅张保民（音）《处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柬埔寨》，特别是第113—133页。
[93]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取消与日本建造工厂事件”，《中国季刊》第105期（1986年3月），第23页。
[94]原文见所罗门的《中国因素》，第304—314页。
[95]《洛杉矶时报》1979年3月25日。
[96]《纽约时报》1979年4月20日。
[97]《北京周报》1979年4月4日，第3—4页。
[98]在1981年初的一次会见中，邓承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经济建设一直过于乐观”。引自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第39页。
[99]同上书，第23页。
[100]杰伊·马修斯：“中国为美核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便利的资料”，《华盛顿邮报》1979年4月20日。
[101]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页。
[102]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年第11期，第53—58页。
[103]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年1月15日。
[104]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第2期（1980年1月16日），第46—48页。
[105]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的西南策略：包围与反包围》，第63—85页。
[106]杰罗尔德·F.埃尔金、布雷恩·弗雷德里克斯：“中印边界谈判——新德里的观点”，载《亚洲概览》第23卷第10期（1983年10月），第1132—1134页。
[107]这一看法特别在《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所反映。见《人民日报》1980年1月11日，“苏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
[108]邓在1月份的论述未见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03—237页。（书中引文有误。——译者）
[109]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台湾行政院长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载《纽约时报》1981年1月25日。
[110]迈克尔·帕克斯：“福特希望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载《洛杉矶时报》198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