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56部分在线阅读

最初，毛泽东同意早点向美国开放。的确，没有他的认可，中美关系的改善就会碰到障碍或被阻止。但是，毛对这一政策的认同并没有多大保证。他既不能保护周恩来、邓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责，也不能确保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美国的关系，毛深受苏联对中国构成长期威胁的困扰，认为诱导美国与北京建立关系会使美国提供中国的安宁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毛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他想限制他的下属，特别是邓的政治权力。因而，向美国开放的门并没有完全打开。毛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中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他把与美国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
中国与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复关系的最初几年，两国都缺乏能够持久发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必需的政治要求，而双方都不能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两国都在努力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大。但是，要使这些考虑成为对双方政治体制更多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只是到70年代末，随着邓的第二次复出、地位不断巩固，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与北京合作的更为明确的政策，全面外交关系才最终实现。然而即使这种关系也是短暂的，因为里根政府上台不久，两国关系受到严峻考验，随后又对此作了重新解释。
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为80年代更为多样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一，由于双方最高层达成了谅解，为双方领导人经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的关系最终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许是北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后的必然结果。但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是，从第一点上看，中国在国际场所的政策安排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分歧极大。尤其是，北京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主张采取“重新分配主义”的办法。[125]只有在中美统一阵线“高潮”的时候，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对苏联的讲坛上，努力寻求与美国政策的共同点。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政策的重新估价，北京重新努力绘制它一整套独特的，显然再一次与美国不同的全球战略，尤其在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
第三，20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入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中国除了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中采用“全球主义”倾向外，中国的实际行为则表明，它对国家的需求十分敏感。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对国外的贷款、投资、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断增长，这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实现它所宣布的政策与其决心抓住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之间是有差别的。中国显然想得到世界银行的帮助。[126]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那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几乎全面合作似乎是极难成功的。这些影响对日本特别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使日本得到最大好处，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到70年代末，中国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之外的不正常现象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结合过程。但是，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过多依赖于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关系。
但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是在中国制度内部。当北京寻求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后，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的偏颇与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越性的论争，但是，中国已把这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进程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因而，向美国开放既是结束，又是开端。
*
*
*
[1]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41—42页。
[3]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2页。
[4]参见理查德·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5]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6]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7]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这些争论的话，请参阅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特别是第30—66页。
[8]艾伦·S.惠廷：“中美缓和”，载《中国季刊》第82期（1980年6月），第336页。
[9]关于引入的此种讨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10]此部分是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访谈和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描述为基础的。参见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载《昆仑》（1985年9月）第5期，特别是第140、142页；以及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写作组《叶剑英传略》，特别是第271—272页。
[11]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0—181页。
[12]《聂荣臻回忆录》，第865—866页。
[13]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72页。
[14]华方（音）：“林彪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年12月22日，第19—28页。
[15]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14页。
[16]同上书，第1061页。
[17]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7页。
[18]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第9期（1971年8月2日），第10—17页。
[19]《纽约时报》1971年8月4日。
[20]斯坦利·卡诺：“林彪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年11月27日。
[21]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所作）。
[22]“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年第34号，载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113页。
[23]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第2—4页。
[24]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林彪事件》。
[25]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8—699页。毛泽东和斯诺的合影直到1970年12月26日毛生日那天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26]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01、703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47页。
[27]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51—552页。
[28]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7页。
[29]张明养：“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30]1978年7月30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东欧动态》1978年8月1日，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