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49部分在线阅读

[29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页。
[295]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页。
[296]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9月），第615页。
[297]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辞也稍有不同，这表明，陈是不体面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75—176页。
[298]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5—709页。
[299]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9—7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38—439页；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页。
[300]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页。
[301]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年劝说华重新承认邓的领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年6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说是生病了，但他写信表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们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3页。
[302]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年任期结束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现分歧，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页。
[303]叶在给六中全会的信中，曾建议政治局常委前三名的排名顺序应是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这就颠倒了他与邓的排位。这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在叶所保护的华国锋下台后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但邓却让叶的名字仍然排在他前头。
[304]《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02—103页。关于受害者的具体数字见第20—21页。对这次审判的一篇很好的分析（附有摘要）收在戴维·邦纳维亚《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关于审判过程的官方的全文本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江青的表现可参见第117—121、194—199、227—241、296—302、341—347、399—414页。
[305]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0—182页。
[306]《邓小平文选》，第276、278页。
[307]同上书，第282、283页。
[308]邓在这里指的是：在人民解放军士兵们读到邓在接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时对毛的有关评论时，他们表示认可。即：人民军队密切关注着外界舆论对毛的评价。
[30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页。
[310]将毛描述成一位悲剧性英雄是对中共在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对斯大林的提法的重复。事实上，这一概念是一种突破。迄今为止，苏联和中国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样强调善与恶、黑与白的简单并列，不允许作模棱两可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要么全面洗雪自己的罪名，要么被指控为一名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评价模式对政治和文学都有相当的意义。
[31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1—42页。
[3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
[313]同上书，第48—49页。
[314]如果布哈林被允许活下来的话，到斯大林死时，他只有64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邓已74岁了。
[315]《邓小平文选》，第29、30、97—98页。
[316]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页。多姆斯认为，至于许，他因没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而深感愤怒，这也许是他在此时作出这一行为的另一动机。
[317]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页。
[318]《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94页。
[319]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载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第567
587页。
[32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5页。
[321]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建议党的九大应宣布为非法，也有人提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被认为已不存在。邓对此非常气愤。可能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提法意味着正式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十年动乱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承认在中共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在中共没有统治中国的时候它统治着中国。见《邓小平文选》，第290—291页。
[322]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1页。
[323]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83—109页。
[324]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前引书，第138—139页。
[325]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前引书，第57—73页。
[326]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327]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莎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载约翰·S.梅杰编《中国简况（1985）》，第39—41、45—46页。
[328]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页。
[329]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页。其他三项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33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书，第303页。
[331]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生命力显得突出。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到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忠诚。
[332]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许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的头衔是什么。
[33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