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44部分在线阅读

[94]同上。
[95]《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16日。
[9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页。
[97]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386页。另一种说法是豆豆在大约晚上8时30分报告了警卫团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27—430页，记载了9月11日和12日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所目睹的有关事情。
[98]于南：“周总理处置‘9·
13’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经过”，《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31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6页；《华侨日报》。《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认为是周给叶打电话。
[99]《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17日；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页；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7—391页。根据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32页的说法，飞机要起飞，还必须得到毛的批准。
[100]《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没能阻止林立果联合舰队的一些成员乘直升机逃跑；《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100页。
[101]参见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3页。
[102]《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这篇文章部分目的在于辟谣——周只是在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时，才从毛那里获得林彪出逃的消息。一些学者提供的一个嗅觉欠佳的观点认为，毛似乎故意放林彪逃走的态度，表明中国空军夜间作战能力太有限，以至于无法迫降叛逃飞机。
[103]同上。
[104]参见《华侨日报》1988年6月17日。一种解释是三叉戟飞机没有直接飞往蒙古，而是转了几个弯，以避开拦截。另一种说法是由中国一位前国家安全官员向一位学者透露的，当时周恩来成功地劝说飞行员返回中国领空，但这个飞行员随后被林立果枪杀，林立果接替了飞行员，但他不能很好地驾驶飞机，致使它坠毁。另一篇由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撰写的著作提出了一种更耸人听闻的说法：9月12日，林彪在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宴会后返回途中，8341部队根据毛的命令，在北京郊外设置埋伏，用火箭射击汽车，搞掉了林彪。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6章。
[105]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萦思录》，第305—308、346页。有关林的高级军事盟友的清洗，参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
[106]在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月28日的讲话里，提到1935年他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精神表示尊敬。这段评价，可在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它既表明毛泽东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107]《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人汪东兴。
[108]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收在《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53页。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第42、43页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陈云，则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林彪了。参见谭前引文，第42页。
[109]《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6页。
[110]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至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
[111]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朋友，也向作者表达了这种观点。
[112]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113]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日的《光明日报》。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114]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袭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年”，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第133—155页。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在这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事件的个人看法。
[115]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华侨日报》1988年6月18日。有关纪在毛的庇护下逐渐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年2月，第6—13页。
[116]有关在5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页。《不尽的思念》，第583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周的治疗。《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494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117]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页。也可参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42—448页。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
目击记》和安德鲁·G.沃尔特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118]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长姬鹏飞等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任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样使人惊奇的场合（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页。
[119]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页。
[120]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121]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挑选41岁的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尔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122]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14—416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页载，1969年是1330万吨，1970年是1770万吨，1971年是2130万吨，1972年是2330万吨，1973年是2520万吨，在这几年（包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阎方鸣和王亚平：《7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1985），第55—60页；对于1967—1968年后“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章。
[123]《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416页。
[124]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页和第5章；还可参见他的“政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界政治》第37卷第2期（1985年1月），第267—293页。
[125]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页和第6章。
[126]1969—1973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年是210.9万吨；1970年是239.9万吨；1971年是250.1万吨；1972年是240.4万吨；1973年是264.9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58页。
[127]1972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自画像》，第355—356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驳斥他在1932年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虽然他四处散发毛对他表示信任的简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8页；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参见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627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有关周无力控制《人民日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页。
[128]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
[129]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篇系列文章：“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年3月12—21日。
[130]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131]《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语言；同上书，第9—10页。
[132]同上书，第45页。
[133]威廉·A.约瑟夫认为，周的报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实际上是极“左”而非极右。参见他的《评1958—1981年中国的极“左”思潮》，第138—139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周在王和张向他呈送报告草案之后，他曾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