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4部分在线阅读

[15]《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卷，第143页）；又见本书第14章《注解》。
[16]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制：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98页以下。
[17]关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见张朝孙（音）：《白虎通》；以及本书第14章《后汉时期的官学》。
[18]见下面的《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
[19]见本书第3章《宦官的作用》；第5章《灵帝的选择》和《王朝权力的崩溃》。
[20]见本书第5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21]关于这种甲子周期，见本书第12章《空间、时间和诸天》。
[22]见保罗·米肖：《黄巾军》，载《华裔学志》，17（1958），第79—86页。
[23]见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5页。
[24]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1956）：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第75—80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东京，1970），第50—53页。关于“想尔”（似乎是用于冥观静思，因而变成了一个长生久视的人物的名字），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续论》，载《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东京，1969）；又见威廉·G.博尔茨：《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尔注”的宗教和哲学意义》，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4511（1982），第95—117页。
[25]《汉书》卷七五，第3192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278页以下。
[26]有人认为“太平”意指“大平等”，但这种说法可能有时代错误；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192页。
[27]施友忠：《中国的某些叛乱思想意识》，载《通报》，44（1956），第150—226页。
[28]关于《太平经》的书目可见于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193页注5；以及马伯乐和白乐日：《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巴黎，1967），第90页注2。又见《汉学书目评论》，6（1960），第593号；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的研究》（东京，1952），第214—255页；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第415—448页。
[29]“养生”和“尸解”：像蝉蜕皮那样。
[30]关于这个字在官方制度中的用法，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牛津，1980），第14、15、17、23、60、98、102页。
[31]斯坦因：《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一宗教运动》，第56—58页；大渊忍尔：《道教史研究》（冈山，1964），第9—21页；塞德尔：《汉代道教对老子的神化》，第105—110页。
[32]见下文；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7页以下。
[33]马伯乐：《中国宗教和历史遗集》（巴黎，1950）第3卷，第93页以下；石泰安：《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一宗教运动》，第8—21页。
[34]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第43—50、121—157页。
[35]同上书，第59—75页。
[36]见安娜·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的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载《宗教史》，912—913（1969—1970），第216—247页。
[37]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1924—1928）第52卷，第2110（6），第532a；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376页。
[38]理查德·H.鲁宾逊：《印度和中国的中观学派》（麦迪逊　〔密尔沃基〕和伦敦，1967），第7页。关于佛教之传入中国，见马伯乐：《公元2—3世纪中国佛教之僧众》，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0（1910），第222—232页；《道教和中国的宗教》，第249页以下；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8—43页。
[39]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9—22、269—280页。
[40]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6页以下；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东京，1968）第1卷，第65页以下。
[41]《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页。
[42]“斋”，是个道教术语，但斋戒三个月则当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43]关于公元190年的诸事件，见本书第5章。关于陶谦、笮融，见《后汉书》卷七三，第2366页以下；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7—28页；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78—81页。
[44]有一份材料说，信徒的参加者有5000家；见《资治通鉴》卷六一，第1974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所载公元181—220年大事记》〔堪培拉，1969年〕，第137页）。关于这些集会后来发展为“无遮大会”的事件，见本章《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的开头部分。
[45]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358、403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32、328页。
[46]见汤用彤：《〈四十二章经〉的版本》，J.
R.韦尔译，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936），第147—155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9—30页；吉冈义丰：《四十二章经与道教》，载《智山学报》，19（1971），第257—289页。
[47]见本章《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中的有关部分。
[48]关于安息（帕提亚），大约是Arsak的译法，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导言》（莱顿，1979），第115页以下。关于月氏，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19页以下。
[49]见罗伯特·施：《高僧传》（卢万，1968），第16页注59。
[50]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35页，关于《｛三十二音节｝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Astādaśāhasrikā-prā
jnaparamitā-sútra）。关于黄巾军在不久以后用了“祭酒”这个称号，见上节。
[51]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9页；又见上文有关老子部分。
[52]关于这篇文字的编译和注释，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36—38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长沙，1938；重印，北京，1955），第56—59页，特别是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73—78、586页。关于襄楷，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1976）。
[53]见上文有关部分。
[54]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本章《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隋朝的佛教和道教》的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