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36部分在线阅读

毛的“左”倾侄儿毛远新似乎在1975年9月底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他也反对邓。毛远新像埃古（莎士比亚剧作《奥赛多》中的反面人物——译者）一样，歪曲邓的报告并把他对邓对“文化大革命”忠诚的怀疑都送进主席的耳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倾听者。[187]
所有这些因素对毛态度的改变都有关系。但考虑到毛与邓交往甚长，毛不可能在1973年就会天真地认为这位从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号人物的本性已经变了，更有可能的假设是，毛提拔邓小平是一个策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蒙骗军队以更有效地解决“毛之后，哪一派统治”的问题；部分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解决“毛之后，谁接班”这一问题。他在1975年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表示他已改变了他在“毛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
周的逝世和邓的下台
甚至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以前，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渐兴起。“四人帮”可能觉察到主席对邓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打倒他。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一样，初战战场也是在知识界。
一位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或许受到邓的支持者的鼓动）两次写信给毛，诉说了“四人帮”在清华的忠实追随者迟群和谢静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把这视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11月3日，迟和谢公布了毛支持他们的复信，这标志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188]他们还抓住这次机会攻击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为周应邓的要求，坚持恢复教育标准。[189]“文化大革命”尚存的遗产（或称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之一即一种平均主义的教育制度——它强调更为简单和实用的课程，以便让工农兵更容易上大学[190]——在毛和“四人帮”看来正处于危险之境。
11月底，在毛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读了毛的讲话要点，然后将《要点》传达到各省的高级党员干部。毛的讲话和随后颁发的拥护毛的讲话的中央文件的要点是：从7月到9月，政治谣言四起，有人企图分裂最高领导层，攻击“文化大革命”，力图翻案。[191]毛有效地从邓那里收回了他的权力，并使当时的运动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正在此时周恩来逝世了，这突然引发了一场将在年内波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危机。几个月来，周一直不怎么活跃，但只要他还活着，他便是理性和克制的象征：不管国家变得如何混乱，在某个地方，总会有人来恢复秩序，并保护人们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坏影响。早在20年代初，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就和周在一起。他在周逝世4年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人们对周的态度：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这样做减少了许多损失。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92]
周在逝世前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现在选择接班人不可能再推迟了。邓是当然的候选人。选择邓将说明依然愿意保留一位温和派人物掌舵。尽管“左”派对邓的复旧主义政策的批判浪潮日益高涨，但他还没有受到公开的羞辱，还让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193]。
但是毛必定已估计到，如果让邓继承周的衣钵，这实质上将使邓的地位不可动摇，在他本人逝世后肯定无法动摇。现在必须打倒邓，否则他最终将除掉那些想真诚地保护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同样的论据也妨碍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主要幸存者来继承周的职务。
最有可能当总理的激进候选人是“四人帮”中最有能力的成员、位居邓小平之后排名第二的副总理张春桥。但毛很久以前就已确定周的接班人不应是个激进分子。一位激进的总理不但不能维护毛主义，而且会突然引起敌对反应，结果人和纲领都会被推翻。
因此毛不得不选择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可能毛的精明设想是，这样一个人会非常感激毛并一定能沿着“文化大革命”路线走下去。一个受益者或许也想在领导层中保留一个激进分子，以便平衡老干部对其地位的威胁。这样，这支纯洁的毛主义火炬会在政治局里继续燃烧，即使不在它的鼎盛时期。
毛选上了华国锋，其原因尚未被人所知；也许毛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时又犯了错误。华作为一位官员，在毛的家乡湖南省的工作很早就受到了毛的注意和赞赏。[194]也有人认为华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洗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另一位潜在的候选人纪登奎也是如此。华在一年前的四届人大就任公安部长。毛可能认为这一职务会给这个未经考验的继承人奠定必要的权力基础。在1月21日和28日，毛通知政治局，华应担任代总理并代替邓主管党的日常工作。[195]毛又命令“文化大革命”的一位军队的受益者陈锡联代替邓的盟友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华受到包抄。[196]隐秘的反邓运动得到了加强。
“四人帮”的策略
“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晋升十分恼怒，尤其是张春桥——他显然对总理一职垂涎已久。[197]这导致他们犯下重大的战略性错误。大概，这一错误使他们在毛死后保留权力的微小希望也化为乌有。他们没有与潜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四处出击，有权就抢。
此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对“四人帮”是有利的（见表7）。“文化大革命”前老干部中的幸存者处于守势，他们在管事的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由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已靠边站，王洪文和张春桥是本可以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有利地位联合华国锋控制党的。华在此关键时刻本会欢迎这种支持的，特别是因为它会得到毛的赞许。“四人帮”的天然盟友是像华一样的受益者。他们相对年轻和活跃；而且，正如毛可能已觉察到的，因为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不同，他们会遭到幸存者的怀疑，同时他们也怀疑幸存者。而且，这些受益者包括军界和政界的要人，他们在任何摊牌中都将是重要的同盟者。这些人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央警卫部队（即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198]
表7　周恩来逝世后政治局的政治形势
说明：a.康生和董必武在1975年去世。
b.朱德和刘伯承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在政治上已不活跃。
c.不清楚是何原因，1975年1月在接管这个国家时，李德生“请求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参阅《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91页。在内战时期，李一直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一位司令员。1982年，他为一本描写他们辉煌的军事业绩的书写了序言；参阅杨国宇等编《刘邓大军征战记》，第1—4页。
但由于没有毛来进行严格的日常控制，“四人帮”又不能忍受任何妥协，反而使他们天生的好战态度放任自流。直到最近一向习惯于充当主席的守门人和代表的江青，[199]也不甘于为一位政治暴发户充当二把手。早在前一年秋天学大寨会议上，崛起中的华国锋想与江青一起努力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江青就开始攻击华胆怯，称华为“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200]现在，“四人帮”不但没有重新估价在华担任代总理以后他们的地位，反而加快了他们反对华的行动。[201]这样就使华不得不寻求幸存者的支持。于是，相互依赖的现实戏剧性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四人帮”不满足于驱邓损华，他们公然蔑视公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他们必定了解公众对周的感情）。这位总理逝世时没有发布公告说明他将被火葬，也没公布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消息还是走漏了，约有100万人伫立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10里长安街上，许多人手捧白色的纸花表示哀悼。在一个地方，群众纷纷拥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国的习俗将周土葬。只有在周的遗孀邓颖超从车上下来，向群众说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送葬行列才得以继续前进。[202]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表明：周是深得人心的，而他的敌人是不得人心的。[203]
“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有所收敛，而是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虽然周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媒介限制人们公开表达对周的哀悼，并同意对周的政策进行大肆攻击。[204]3月25日，他们终于出格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一家大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毫不置疑地把周恩来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京，发生了由学生带头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但是，新闻媒介没有报道此一事件。学生用沥青把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城市。[205]此后，在首都的心脏，即天安门的毛的巨幅画像的正前方发生了支持周、邓，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动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这一示威的序幕。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节是中国人怀念祖先和扫墓的传统节日。几年前，中共为了消除迷信，将这一天变成了缅怀革命先烈的日子。于是，北京人民利用这一机会来悼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3月19日，北京牛街小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摆上了第一只花圈。4天后，一个自安徽来的人放上了第二只，并附有悼词。这两只花圈很快就被警察移走了。首都公安局的首脑隐晦地发出了信号：“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3月25日拂晓，一所中学送来了一只花圈，没过多久，一些工人送来了纪念匾。3月30日，出现了第一个人民解放军的花圈。这些纪念物没有再被移走，首都人民深受鼓舞。[206]
3月30日以后，纪念碑下的花圈越来越多，与北京市政府的命令背道而驰。一队又一队，一个单位又一个单位，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送来了花圈、悼词，还朗诵着他人的悼词。清明节即4月4日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天，大约有200万人到过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部分全部被花圈所覆盖，在它的周围，花圈摆了一圈又一圈。大多数花圈都是自制的，上面扎有寄托哀思的白纸花，周恩来的相片贴在中央，旁边挂着两根丝带，写有悼念的文字。许多花圈上还别有颂词和诗歌，还有一些则张贴在纪念碑上。正是这些悼文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挤在一起，急于了解别人是否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情感。[207]
有些纯粹是悼念总理的：
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富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他是总理！是我们最敬爱的总理！[208]
怀有这样的情感当时非常普遍，但人们最热心诵读的还是攻击“四人帮”的诗篇。其中有些比较隐晦，有些则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