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31部分在线阅读
续表
说明（1）（a）在1968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选进政治局。
（b）在1969年九大后增选进政治局。
（c）在1956年和1958年八大的两次全会上成为政治局成员的。
（2）“文化大革命”前政治局23名成员中有14名落选。
（3）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政治局16名新成员中10名是军人。
（4）新的政治局25名成员中，12名是军人，其中10名是现役军人。与1956—1958年的政治局相比较，那时26名成员中只有7名是军人，而现役军人只有2名。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文职委员占76.3％，解放军占23.7％；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文职委员占52.5％，解放军占47.5％。
（5）“文化大革命”前在省里任职的政治局委员有3名，在这届政治局中有8名。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各省委员占37％；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占58.6％。
通常，新王朝取代旧王朝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时期，但表面上却是干净利索地选定某年为新天子登基的开国元年，君权就此交替。这种做法掩盖了战乱的实质。这一点，在清朝走向衰落以至最后灭亡的相当长时间里，以及随后几个政权的争夺权力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场长时间的斗争，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标志达到顶点。
在清王朝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被英国人打败之后，几十年里，满人同时受到了外国侵略和国内起义的困扰。清王朝的最初反应是按照传统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相当无效的。地方勤王大员因此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以此来补充无能的帝国军队。[8]最后，清王朝开始实行国防近代化，这方面的成功，促成了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的崛起，使他成了政权经纪人和政权执掌人。作为政治权力的经纪人，他导演了1912年的末代皇帝退位，同时，作为政治权力的所有者，他支配了中华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9]军人执政的时期开始了。
袁世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妄图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仅做了83天自称的皇帝便一命呜呼。此后，中国便进入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年）。在这个时期里，无论袁世凯从前的部下还是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取得足够的优势，替代袁世凯的角色。[10]北京政府已名不副实，政府控制权又走马灯似的从一个军阀转移到另一个军阀手中。那些曾经密谋推翻清王朝，接着就被袁世凯排挤在一边的革命党人，由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会一事无成，或受制于军阀的不可靠的支持。就在那时，孙中山开始转向莫斯科。1924年，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的军事助手蒋介石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以培养忠于国民党的革命军军官。[11]
如果孙中山不是在1925年过早逝世，改组后的国民党就可能发展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使它的军队为其革命目标服务。他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握有军权，他很快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当蒋于1928年建立国民党政府时，虽然国民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军队却是政权的最终力量来源。[12]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军官和干部参加北伐，使蒋介石得以取得打倒军阀的战争的胜利。但是，当蒋在1927年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毛泽东同当年的孙中山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没有前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3]在井冈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他和他的同志们创建了革命军队，并形成革命战争的战略，依靠这些，20年后，他们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14]
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来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毛坚持认为，党应该指挥枪，而枪绝对不能指挥党。[15]人民解放军不能再是另一支军阀部队，甚至也不能像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模式（即军队占支配地位的党军关系模式）那样，而应该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服务的革命军队。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在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当生死取决于军事指挥员的决心时，党领导军队的理论原则就难以付诸实施了。[16]如果谁像毛泽东那样，既要依靠将军们支持来夺取政权，又过分强调要将军们服从，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17]确实，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出自枪杆子；他的方法是保持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因为从1935年直至他逝世的4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而且，当将军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打下江山以后，怎能拒绝他们分享胜利果实呢？当然不行。50年代中期，当高岗谋取毛的接班人位置时，他就努力寻求那些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力分配中所获甚微的将军们的支持。[18]虽然高岗失败了，但党的领导层却从中获得了某种信息。林彪，一位似乎已经被高岗的观点所吸引的军人，很快被提拔进入政治局。1956年八大以后，十大元帅中有七人进了政治局。[19]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对毛的“大跃进”路线明确提出挑战时，军队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证实。彭愿意出头可能归因于许多因素，但它的意义在于，只有军队的现任首脑——国防部长具有这样的结构性权力基础，去发动进攻，非难主席的能力和权威。毛一直以为，军队是自己的稳固堡垒，彭却从这里发起突然袭击，使毛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这一点，可以从他猛烈的反击中衡量出来。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当他最后把问题上升到要求大家在他和脾气暴烈的国防部长之间做出选择的程度时，才终于迫使其他元帅接受了彭的辞职。[2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虽被贬黜，但解放军在政权中的地位却提高了。林彪取代彭担任了国防部长。林从30年代初开始就是毛的信徒，这使主席更加坚信军队对他和他的思想的忠诚。当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向军队发行第一套毛语录的“红宝书”时，人民解放军被称为榜样，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榜样。[21]
这样，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党的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他可以相信，另一个主要的革命机构将会支持他。后来，当红卫兵发现打倒省里领导人比预料的要困难时，毛又能够号召人民解放军支“左”。而当因胜利而得意洋洋的红卫兵陷人内讧，发生武斗，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时，吹响警哨的是一位将军——那是1967年夏陈再道在武汉的事。虽然陈将军本人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但极“左”派干部也被清洗了。一年以后，毛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基础被瓦解了，林彪和他的将军们在九大取得胜利的道路畅通了。[22]
对毛来说，这个问题是攻不倒地的，他在同事们中说苏联攻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简直不值得一驳。[23]在其一生中，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在他逝世以后，前景却是军队将支配党。共产党可能走国民党的老路。他能接受这种前途吗？
林彪的覆灭
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正常状态的恢复：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24]谈到前途时，林彪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25]，也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如果不是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1969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者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招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
党的重建
由于所有名正言顺的下级党委都遭到破坏，参加九大的代表恐怕只能通过地方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组织“协商”产生[26]，或简单地根据上级的指定。[27]既然解放军控制着革命委员会[28]，军队代表人数在九大急剧增加，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随着许多解放军干部在九大上得到提升，地方党的建设过程反映军队占优势的现实，就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早在1967年10月“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批示中，毛就指示，党组织应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号召开始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重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号召。虽然中央领导人希望从基层开始重建，1970年又大力宣传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及上海国棉17厂的整党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29]，但各地的党支部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到1969年下半年，整党重点转到县市一级，但即使在这一级，进展也十分缓慢。1969年11月至1970年11月，全国2185个县中，只有45个县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大概认识到从基层建党的做法已经失败，中央指示先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委员会。1970年12月，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第一个建立了中共省级委员会，一个叫华国锋的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到1971年8月中旬，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党的委员会，解放军在其中占有明显重要的地位。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有22个由解放军将领担任；各省级党委中62％的干部是军人。[30]
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报道，在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1968年5月发动了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虽是清除极“左”派分子，但据说网撒得太宽，无辜干部也遭到打击。[31]毛对运动的发展趋势很不满意。看来他本是希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林彪和军队显然没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32]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员会那样控制省委。而且，林彪也表明他要控制省和中央的政权机构。
重建国家结构
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并在3月16日确定了有关四届人大会议和修改宪法的几项原则，送交毛审阅，得到了他的赞同。3月1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充实业已同意的事项。但不久林彪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4月11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33]而在1959年，毛泽东就把此职交刘少奇担任。毛泽东很快拒绝了林的建议，并在4月12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议不妥。”在4月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又引用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进行类比，第三次明确表示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并且主张不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
然而林彪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他在政治局的两个军队里的盟友——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5月中旬，林让他们在宪法修改草案里写上国家主席一款。尽管7月中旬毛第四次表示反对，指出不可因人设事，林的夫人叶群在幕后仍不断要林的支持者们提出设国家主席。叶抱怨地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表明如果毛继续拒绝担任此职的话，林彪对国家主席一职有兴趣。
为什么毛在党章里正式确定的接班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抗他呢？为什么林要求得到国家主席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礼仪性职位呢？须知当国家主席的威信并不比他在党内的地位高到哪里。菲利普·布里奇海姆认为，新宪法将使林彪在政府中的位置低于周恩来，周是总理，而他只是副总理、国防部长。而且，这暗示毛正在仔细考虑确立林、周联合领导来接他的班，这使林彪很沮丧。[34]我们也可以认为，毛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给这个职位抹上了一层光辉，从而使它成为比总理更高的职位，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经历也已经表明，它意味着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曝光，并保证有很大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