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24部分在线阅读

a.地对地导弹数采用的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数字。这些导弹掌握在地面部队手中。除了地对地导弹之外，还有战术核弹头，但因没有准确的估计数字（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1970—1971年有3500枚，其中可能包括900枚地对地导弹），所以没有列入表内。
b.合计总数不包括苏联的任何战斗轰炸机（如米格—17，米格—19，米格—21，米格—23等等）。这些飞机都有运载核武器的能力。据估计，这些飞机和中国的同类飞机一样，其职责是空中拦截或给予非核性的空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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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年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2]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3]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4]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5]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6]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7]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8]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9]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0]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11]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12]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13]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6章。
[14]艾伦·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15]《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16]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17]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66—67页。
[18]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19]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20]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红旗》1965年第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21]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22]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23]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24]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页。
[25]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204页。
[26]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27]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1965年11月10日。
[28]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3—4章，第22—28页；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政治》。
[29]详细情况参阅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30]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31]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月1日），第1—11页。
[32]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33]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34]丹尼尔·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