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16部分在线阅读

[124]菲利浦·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载《中国季刊》第41期（1970年1—3月），第5页。
[125]《解放军报》1968年1月28日；《北京周报》1968年2月2日，第8—9页。
[126]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27、29页。
[127]这些数据出自理查德·鲍姆的“中国：醋泡黄瓜的年月”，《亚洲概览》第9卷第1期（1969年1月），第1—17页。
[128]《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3—454页。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一贯道”是一个反动的秘密会社。
[129]《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年春季号）第2卷第1期，第3—12页。
[130]关于姚的报告和随后的两个党的文件，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页。
[131]有关十二中全会的参加者，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74页。
[132]十二中全会公报，见《北京周报》第11卷第44期（1968年11月1日），附录，第5
8页。
[133]党章草案的文本见联合研究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1956年9月至1969年4月），第235—242页。
[134]指控刘少奇的题目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见联合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243—250页。
[135]关于十二中全会这些方面的情况，见孙敦璠《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第274页；聂荣臻的回忆见《新华日报》1984年10月23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1月7日，第20—21页。
[136]林彪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16—35页。关于该报告的起草有不同说法。周恩来在1973年的十大报告上说，由林彪、陈伯达起草的初稿“被中央委员会否定”。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最近，胡耀邦声称，这个报告是由康生和张春桥起草的。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第57页。
[137]1969年党章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6—39页。1956年党章，联合研究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第1—30页。
[138]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以及与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分的比较分析，戈登·A.贝内特：《中国的第八、九、十次党代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党章纵览及比较分析》；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比较”，斯卡拉皮诺：《精英》，第67—148页。
[139]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21页。
[14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1—52页。
[141]《北京周报》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页。
[14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7月1日，第14页。
[143]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卷第4页（1980年秋季号），第132—141页。
[144]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第22卷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
[145]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60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页。
[146]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60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6页。
[147]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页。
[148]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页。
[149]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页。
[150]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治》第3章。
[151]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页。
[152]《人民日报》1984年8月29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8月31日，第1—4页。
[153]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329—330页。
[154]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页。
[15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59—160页；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页。
[156]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157]尤其见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页。
[158]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页。
[159]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67—476页。
[160]1980年6月21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释错误地把这1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
[161]关于工农业产值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期成绩”，见（第97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104页。关于国家收、支出和投资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报》，第27—28页。
[162]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与工业增长（1965—1977）”，见（第95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239—283页。
[163]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困难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