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09部分在线阅读

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可以活动的范围缩小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这些指示都得到执行，红卫兵运动将会走向终结。群众组织接到通知，要停止为“交流革命经验”而进行的全国大串联，而且接到了要他们返回家乡城镇的指示。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且“边上课，边闹革命”。在“一月风暴”中开始自发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励）的“全国红卫兵联盟”变得非常强大，具有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个联盟被当成是“反革命组织”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队伍中的不满人员，尤其是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决。[102]
来自政府和军队系统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为这些变化所鼓舞，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思想发起冲击。[103]这些官员包括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元帅，以及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他们利用周恩来总理在2月中旬召开的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之机，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些老干部明确提出了四个原则性的问题：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冲击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确；把军队搞乱是否应该；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像这些官员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迅速结束。
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内的怀仁堂发生了这几次会议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两派严格地沿长桌的两边落坐，周坐在会议桌的顶端，他的左手是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总理的右手是三个元帅、五个副总理和国务院官员余秋里、谷牧。会议很快转为两派之间的嗓音比赛。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从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辞职。他被陈毅和周恩来劝阻。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快把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指责这个纪录是歪曲事实）呈送给毛泽东。毛对会上所表达的一些意见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否定他的领导。得知毛生气后，激进派很快就把二月份的几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为论据，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的结果与“大跃进”期间、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相似。就两次运动的时机来说，中国都处在毛泽东发动的激动人心的群众运动之中。在这两次事件中，运动所产生的破坏性结果已经变得很明朗，并且都在进行限制不良后果的努力。但在这两次运动中，一些高级官员不但批评运动的过分之处，而且还对运动总体上发表某些反对意见。在这两次运动中，毛都把批评看成是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是，两次运动不但在其反面影响已经明朗后仍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意在纠正那些后果的措施也被取消或被推迟执行。
“二月逆流”否定二月初所做的恢复秩序的尝试，从而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进化。这种发展势头的一个标志是，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从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转移到了党的官方出版物上，尽管使用了像“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代名词。假如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刘、邓都是这样，那么，对全国所有干部都应冲击了，对此原存有的任何疑虑都一扫而光了。与此措施相关的一项措施是，对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发起猛烈攻击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它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
由于有这些变化壮胆，在整个1967年春天，激进的群众组织对许多现存的政府官员发起了更为强烈和频繁的批判。一个突出的靶子就是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为激进派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在怀仁堂的那次斗争白热化的会议上，谭称蒯大富是一个“反革命小丑”。蒯是清华大学的激进分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爱将。据说谭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许多书面报告，力请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其中一份报告中称江青为“当今的女皇武则天”。根据同情激进派的记录，谭还企图恢复“一月风暴”期间被推翻的农业部官员的职务。
激进派的另一个目标是罢外交部长陈毅的官。像谭震林一样，陈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尖刻态度。有一份记录，尽管可能是伪造的，但流传甚广，其中写道，陈毅一次与一群红卫兵对决，他挥舞着自己的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说：“现在该轮到我发言了，让我给你们引用毛主席语录第271页的一段话，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是否能发现中文版的语录上没有这一页，那是红卫兵的事了。[104]
但是许多激进派群众组织的最终目标，或许也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周被激进派认为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是谭震林、陈毅等这类官员的保护者。在北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以冲击谭和陈开始，而以批判周恩来结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高级干部日益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的地位。确实，毛还不时进行干预，再三肯定他的信念：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至少在一个时期，毛和周也把一些干部从群众批判和肉体打击中解救出来。周本人受毛的保护，而周则竭力保护像廖承志、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这样的干部。就在这个时刻，周把许多省、市官员带到北京，以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保护每一个人，也没能阻止老资格的文职官员的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削弱。1967年夏天某个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软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许多权力。激进派继续用“二月逆流”作为高级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毛领导的证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独立系统里，老一辈官员现在处于最软弱的地位。
武汉事件　1967年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变化是：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在解放军内部保守和激进的部队之间，以及在“文革”领导小组和武装部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7月20日的“武汉事件”（中国人称“7·20事件”，依据事件发生日期而名之），为理解这些分裂的发展及其含意提供了最好的例证。[105]
人民解放军奉命监督全国省、市一级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当时，这项任务主要分配给了各大军区及其下辖的地方驻军和卫戍部队。许多军区司令员与当地党的负责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使得他们倾向于与较为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来保护党组织。同样，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倾向把自己置于与较为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冲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员，他们为了“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月间，许多军区司令以中央最近发布的有关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为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与“工人总司令部”脱离关系，然后命令这个激进组织联盟的总司令部解散，理由是，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带来机会，他们抗议人民解放军“镇压”“左”派群众组织。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呼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106]这些指示剥夺了军队宣布任何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导人的组织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力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织将得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件事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江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有权决定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的政治性质，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止对军区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促使江青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胜利搞小动作，并使她壮起胆子废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月中旬，成立了一个“百万雄师”保守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军区和大多数老干部。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中党员占85
％，而且至少获得了大多数当地驻军的暗中支持。陈宣称，军区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陈及其部属的真正偏向大抵是心知肚明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市存在的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论公正与否，这两人将毛和周的指示说成是否定军区，批评“百万雄师”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离开武汉，飞往北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有限得很。激进派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忠行为而受到严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许要问，林彪对他手下一位军区司令员，不管他如何桀骜不驯，遭“文革”领导小组如此羞辱，究竟会持怎样的欢迎态度。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
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107]她那个级别的领导人支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膨胀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驻华代办处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暗指周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108]为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出的“另一个刘少奇”，[109]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0]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谭震林”。[111]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在反对“文革”小组的煽动上是一致的：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远离他在追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8月下旬，“文革”小组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也受到指控，因为他们用“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李先念、李富春和陈毅，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本人。8月，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的罪责落在激进派身上。[112]
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113]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阱”。她继续为自己提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被迫发表了一篇表示自我批评的讲话。[114]
8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旧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月，毛泽东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今后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部署实质上是要结束混乱，在22个尚未组织革命委员会的省级单位以最快速度成立革委会。
到1967年底，“革命委员会”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了，而且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也因这年夏天几个事件的发生而重新调整，形势对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年8月的水准。毛被迫在群众运动和人民解放军之间，也就是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军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牲品关系最为密切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的副主编。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便转而寻找新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林彪。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政治联姻。陈伯达能给林彪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林自己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林彪可以给陈伯达提供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陈伯达开始与林彪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　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年春天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发生一次神秘的改组，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115]
清洗杨成武看来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个典型事例：各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民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成武的突然失宠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一直到1967年底，杨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就像他7月份陪毛去武汉完成类似的任务那样。不论在山西还是河北，杨都支持保守派反对他们较为激进的对手。在山西，杨拒绝支持激进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反对该省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挑战。在河北，杨支持保守的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联盟反对一个一直得到谢富治撑腰的与激进派类似的联盟。
更有甚者，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来一边，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交锋。显然，杨和傅对与周关系密切的一大批军队干部提供了军事保护。戚本禹被解除职务后，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不管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包括江青和谢富治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剩余成员来说，认为杨正在为控告他们寻找材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杨成武也卷入了军队内部两败俱伤的斗争。尽管杨与林彪历史上有些关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军委直属的第五（大概是指杨、罗、耿兵团，解放军序列上没有第五兵团——译者）野战军而不是在第四野战军工作。杨与包括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内的杨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而林显然怀疑杨的忠诚。同时，林也把清洗杨成武当成是打击他自己的对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一种手段，聂和徐曾是杨成武所在野战军的上司。
因而，杨成武被指控为支持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尤其是保护高级干部免受激进派的冲击。他被解职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它使林彪加强对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现在林彪能够把他的五个亲信塞进这个要害部门，这五个人是：吴法宪；黄永胜，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现在代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林的妻子叶群。[116]
杨成武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回潮，并且合法化。他们提出抗议，宣称新的革命委员会不具代表性。在山西、河北、山东和广东，暴乱尤为广泛。在北京，清华大学对立的双方以校内建筑物为工事保护自己，他们在大楼前面设置水泥路障和铁丝网，而且用弩机向仇敌发射砖块。
在广西这样的省份里，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发生。对立的组织都从开往越南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上偷取武器。他们用机关枪、火箭筒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战斗。人们在香港附近的水域发现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常被捆绑起来的尸体。它们是武斗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