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08部分在线阅读

因此在2月19日，毛召见张和姚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禁止在国家、省和市各级使用“人民公社”一词。[81]（当然，公社在农村依然故我，仍是农村最高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机构的名称。）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委员会恢复使用了革命年代里的一个名称——“革命委员会”——来描述夺权后形成的“革命的、负责的、无产阶级的临时政权组织”。这个历史参照名称很适当，因为40年代的革命委员会也是群众代表、党的干部和军人组成的作为在刚刚被红军“解放”的地区的临时政府的三结合机构。但在1967年使用这个名称也强调了关键的一点：像它们在延安时代的前任一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现在只被视为在某种更为长久的组织建立之前的临时政府。似乎毛这样做是想用某些方式降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很高的群众动员的程度。
1967年初的第三个紧迫问题是成立这些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由于普选思想被放弃，党的机构又一片混乱，“三结合”中唯一能在全国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便是人民解放军了。因此，北京批准的程序是：推翻地方党委之后，地方卫戍部队（负责城市）或军区（负责省）领导将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维持生产，并开始挑选群众代表、干部、军官进入革命委员会。军队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组，它不仅负责决定哪些干部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而且还决定哪些群众组织能加人革命委员会。[82]
1967年初推翻党委的行动被中国人自己称之为“一月革命”，国外则说这等于是武装夺权。但不论是比作一场群众革命还是说成一场军事政变，都不是充分认识这段时期的办法。诚然，一月革命里有一定程度的公众的不同政见、有群众组织和1949年以来不为人们所知的政治抗议。但是，官方的言论还是说，一月夺权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推翻权威，还不如说是恢复秩序。也应该承认，由于国家落入军队统治之下，夺权的主要受益者是人民解放军。但1967年初军队干预中国政治是执行了中央文职权力机关的训谕而不是为了对抗他们。换句话讲，如果说中国1967年1月发生的事件可以算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也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如果这些事件导致了军事统治，其结果也是一个文官集团决定利用军队去推翻另一个集团而已，不是一场反对文职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三结合”的主要参加者
三结合机构是创建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框架，三结合也就成了此后十个月里的主要问题。在多少行政单位和在什么级别的政府中夺权？在各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如何在三结合的三方之间均衡权力？
三结合原则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政治中造成的主要分歧。在省、市一级，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都争着在革命委员会中占一席之地。在北京，三结合的每一方都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有自己的靠山：周恩来和其他资深文职干部代表干部的利益；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代表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利益；林彪及其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伙代表军队的利益。
但如果说这三个垂直系统内部是团结的话，也是不正确的。正像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的群众之间存在着冲突一样，在军队内部，同情和反对林彪的部队之间也有分歧，在愿意跟着“文化大革命”走和要抵制它的两派干部之间亦有分裂。重要的是，这三个组织系统，抑或它们在北京的大靠山，没有一个能获得或保持住毛泽东的绝对支持。
通过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三个垂直系统各自的利益和行为的分析，首先是从残存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入手，有助于人们去理解在1967年剩下的时间里和1968年上半年发生的事件。到1967年1月底，显然中国的每一个党政官员都面临着激进组织的批判、免职，甚至人身攻击。一些干部已经下台，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目标，如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以及1966年底红卫兵运动的激进化和1967年1月第一次夺权浪潮的受害者，如陶铸和曹荻秋。其他人如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副总理们受到了严肃批评，但实际上没有被免职。其他地方，大批干部还命运未卜。各级干部都在观望，看他们是否能被任命到军队扶持下正在组建的革命委员会中，而他们的下属则保留了职位，权力虽被削弱了，但没有被彻底剥夺。
如周恩来所代表的那样，干部们所关心的，首要的是减缓“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冲击。周在这场运动中自始至终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1）使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免遭“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活动的冲击；（2）阻止群众组织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夺权；（3）限制任何群众组织活动的地域范围；（4）确保正常的生产和行政工作的进行。[83]此外，周力图保护一大批高级干部免受红卫兵的攻击。据说在1月份，他邀请了二三十名内阁部长来中南海，轮流住在戒备森严的领导人的寓所里，并把许多地区、省和大城市的第一书记转移到北京，以使他们免遭当地红卫兵的骚扰和批斗。[84]
尽管干部们在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中国不同的官僚集团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干部，尤其是低层干部，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次能青云直上的机会，或借机对那些心存芥蒂的同事进行报复。因而，在一些省、市和自治区，出现了低层干部与激进的群众组织串通一气，从他们的上级手中夺权的形式。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纪登奎，当然还有上海的张春桥，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所有这些人都直接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在他们的省里爬上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干部，在70年代后半期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发生了对抗。
第二个重要的垂直系统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由它发动、保护并在某种程度上由它指挥的激进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似乎一直是搞臭尽可能多的干部，给群众组织以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和自主权，并使群众代表最大限度地加入革命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早在1966年8月，“文革”小组就开始拟出一份包括中央委员、省级党政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名单。（他们认为政协委员是革命年代里的“起义分子”和1949年以后的“修正主义分子”）。1967年底和1968年，这份名单的范围进一步被扩大。例如，据说到1968年8月，康生炮制了一份包括一百多位中央委员和37位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在内的长名单，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85]此外，中央“文革”小组顺顺当当地利用红卫兵组织去组织群众游行，批斗党和国家的官员，从其家宅中强取可用以进行诽谤的材料，甚至对被他们怀疑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搞逼供信。有时甚至还连及他们的家人、保姆和工作人员。[86]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活动导致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他两个垂直系统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把政治斗争的范围扩大到实际上包括各级官僚机构的所有官员。而干部们则显然力争把“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限制在少数人身上。中央“文革”小组希望激进群众组织在夺取党政机构权力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像周恩来那样的文职官员，则试图把夺权置于上级权力机关的控制之下，并把群众组织的功能严格限于监督，而不是行政管理方面。
此外，关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与人民解放军的冲突也开始加剧。1967年1月，当夺权刚开始之际，陈伯达就把“文化大革命”与40年代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作了比较。而后，他说，红军夺取政权，实行军管，并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取权力的”是“群众”，而不是军队。[87]因而，毛给予人民解放军在瓦解党的机构、组织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比中央“文革”小组愿意提供的要大得多。更糟糕的是，地方驻军并不总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把群众代表如数安插到革命委员会，或者不是把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人安排进革命委员会。因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某些心怀怒气的红卫兵组织去攻击地方军队的司令部，并因此使人民解放军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关系紧张。
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垂直系统——人民解放军本身的激烈冲突。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队的地位在整个1966年和1967年初稳步地提高了。现在，“文化大革命”一旦进入夺权阶段，军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其职责不仅是为向党组织夺权助一臂之力，就像1月23日它奉命行动的那样，而且也保证维持以后的秩序。对第二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对重要仓库、银行、电台和工厂派驻军队；对春耕实行军事监督；对民航实行军事管理；以及在那些已经夺权的重要行政管理区域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88]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计有200万人民解放军参与了民事。[89]
从总体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似乎只关心一件事：维持秩序和稳定；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垮台；进而避免中国出现易遭外来侵略的弱点。此外，有些军官也希望最大限度扩大军官们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影响、增加军队代表的人数、保护军队免遭红卫兵的攻击，因为这与他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利益之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内部的分歧看来与不同阶层干部内的分歧或这个国家的群众组织内的分歧完全一样大。[90]有些分歧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军分成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而产生的。主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省军区（每个省军区都与省相对应）和大军区（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承担广泛的地方性事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林彪的中央指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林彪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因为他们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例如，于尔根·多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9个省军区司令员中，只有5人支持这场运动，8个司令员只是在将地方群众组织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后才在名义上表示了支持，反对的有16个。[91]
军队中的第二类分裂是围绕着个人小圈子而形成的。在共产党革命的后半期，红军被分成五大“野战军”（原文如此——译者），每一路野战军负责解放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构成了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里军官派系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在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林彪力求巩固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对他曾指挥过的野战军（四野）的军官恩惠有加，而对其他野战军军官则进行压制。[92]林彪事件之后，他被指控曾收集对其他野战军高级军官的诽谤材料，特别是对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和叶剑英的诽谤材料，这些人挫败了他建立个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企图。[93]
作为评估三结合主要参加者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一下毛与三个独立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之间时不时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是非常重要的。很显然，毛与党和国家干部的分歧是主要的，因为他所怀疑的修正主义正是他们，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也就是他们。另一方面，毛似乎注意到需要有经受过锻炼的行政管理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他说希望这些干部能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么说），[94]毛也保护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周恩来，使其免遭红卫兵的批判。
但毛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分歧。虽然毛在1959年选择了林当国防部长，并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挑选他做他的接班人，但这位主席显然对林在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许多观点表示怀疑。1966年7月初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的个人崇拜。毛对他的妻子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95]
毛对林的很多批评同时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因为中国新闻界在1966年中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和对毛的吹捧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人民解放军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1月份毛关于上海公社的一些讲话表明，毛很关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他们要打倒所有的国家干部的企图。[96]没有证据表明毛愿意批准群众组织动用军队，江青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党有时却准备那样干。
如果三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方显示出不服从或抗拒的迹象，毛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策略来对付它们。干部最易于控制，因为当时他们的权力基础最为薄弱。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工具，毛可以让它加强对党和政府官员的批评，相信这很快就会在激进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反映出来。更为具体的是，毛能够确定哪些干部从革命委员会中排除出去，哪些干部要受惩罚，哪些干部要给予保护。
相反，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权力比政府官员大得多，因为军官们控制着有组织的军队，这对当时中国政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军队是能受到控制的——控制军队的一个办法是增加激进群众组织批判军队干部的错误，一个办法是可以通过军队指挥系统惩治犯错误的军官。1967年春，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冷淡的五个大军区和六个省军区司令员就是这样被免职或调离的，在此后的年月里又有不下八个省军区司令员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极端情况下，毛和林可以把主力部队调到省军区司令员特别顽固的省份。
毛也有种种方法去控制群众组织。他可以对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加以限制，在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分裂，以及暴乱眼看就要失控时，他就缩小他们批判文武官员的活动余地。此外，毛和他的代表还可根据某些组织是否执行中央指示而将它们定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组织，还可授权地方驻军去镇压或解散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平衡的演变
由于有这么多裂痕——每个体系内部的裂痕、三个体系之间的裂痕，每个体系和毛泽东之间的裂痕——因此，在1967—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任务。仅有黑龙江、上海、贵州和山东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委员会在1967年的头两个月顺利成立。这些省的关键是它们另外还存在着一套候补领导班子，这通常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市党的机构。党的机构能迅速填补1月发生的权威崩溃所造成的空白。在其他省，现有的军队和文职领导分裂了，群众组织里裂痕既深又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时间相当长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持续的冲突和斗争。
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这20个月基本上是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里每个组织体系都不时地挖其他组织体系的权力，或自己权力被别人挖走。在此期间毛有能力决定三个独立体系之间的力量平衡，尽管毛的决定显然是对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行动的反应，尽管他从未完全控制局势。这一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年2—3月的“二月逆流”，1967年7月底的“武汉事件”，9月初清洗所谓激进的“五·一六”组织，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被解职以及1968年夏天遣散红卫兵。
从起源和结果看，这些转折点中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三个关键的独立系统内部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每个事件都反映出这三个组织系统中有一个或几个是不可靠的。“二月逆流”表明党的高级干部仍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武汉事件”证明高级军官，尤其是大军区一级的，趋于同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反对激进的对手；“五·一六”事件和1968年中遣散红卫兵反映了群众运动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对暴力和天下大乱有特殊的嗜好。
总之，三个事件也产生了统治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三个组织系统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虽然这三个系统开始时都是三结合的平等参加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到1967年年底，人民解放军的优势显然超过了干部和群众组织。1968年夏红卫兵解散，数百万年轻人下乡插队，他们参加三结合的人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二月逆流　1966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预见到了一场正在兴起然而却受到压制的群众运动。强调发动群众和开展群众批判（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预示着国家党政官员的生活会弄得更加复杂。但在三个方面作出了有重要意义的限制。第一，“十六条”中列出的干部政策把严厉批判和宽大处理相结合。十一中全会认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并且暗示一旦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接受了群众的批评”，他们就可以留在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第二，运动以党的名义进行，而且将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如果不是由下面的党组织来领导的话。第三，人民解放军中的“文化革命”与社会其他部门中的运动分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不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
可是，到1967年1月底，大量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越过了所有这些界线，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彭真和罗瑞卿，都被激进的群众组织“拘留”，而没有任何拘留证和其他法律手续。其他人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罗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至少有一位国务委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其他高级干部的肉体受到凌辱。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了恶毒的口头攻击。
授权群众组织“夺权”和创立“上海公社”，表明甚至连党的领导这个原则都正在被抛弃，因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结构中，没有先锋党领导的位置。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已扩散到武装部队的基层之中。因为解放军已奉命“支左”，干预地方政府。而且，林彪本人似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装部队的追随者，用红卫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资深元帅，如朱德、贺龙和叶剑英，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对林彪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发起挑战。[97]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中央当局在2月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声明，旨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混乱。为了政治稳定，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建立“巴黎公社”模式，主张直接民主选举，不要党的领导，结果只能产生宗派主义和无秩序，被毛亲自否定。“巴黎公社”模式被革命委员会模式和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干预所替代了——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恢复国家秩序和纪律而提供一种组织框架。作为落实三结合的一个部分，中央的宣传工具开始了一场宣传毛的政策的运动，毛的政策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进行干预，限制红卫兵组织武斗。在2月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批评了那种打着批判旗号，强迫挨批的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脸和游街”的倾向。毛把这种行为说成是“某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宣布“我们必须坚持说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98]1月28日军委发布了一条指示，其中也有类似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命令。据说这个文件是在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这样老帅的倡议下起草的，然后经过毛批准。该指示宣布：“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99]
第三，还力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对那些维持经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冲击。2月，命令外边的群众组织离开所有党中央各部和那些负责国防、经济计划、外交、公安、财政金融和宣传的中央政府各部、局；军队里的夺权被限制在诸如研究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院等这样的外围机构；并且，7个极重要的军区都“延缓”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00]另外，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进一步发布指示，要求对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档案保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档案，群众组织用来批判领导人的许多证据材料都来源于此。[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