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02部分在线阅读

[229]1960年10月20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页。与《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页。另见同一卷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这一决议。
[230]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页。上海机床厂的例子可参见《北京周报》1968年第37期，第13—17页。
[23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3、706、695页；另见《杂录》，第475、488、471页。
[23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714页；另见《杂录》，第496页。
[23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8、688页；另见《杂录》，第481、470页。
[234]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页。
[235]《北京周报》1968年第52期，第6—7页。
[23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页。
[237]《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18—19页。
[238]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第60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2期，第11页。
[239]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年第7期，第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74年第33期，第11页。
[240]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页。
[241]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页。
[24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1页。
[243]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第66—68页。
[244]关于毛在晚年的观点的这一论述与1982年4月和5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地方进行讨论时，一些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表达的见解是一致的。另见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35—136页。
[245]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理查德·克劳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他比埃谢里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对于以阶级出身为基础的阶层与“作为政治行为者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许多方面，克劳斯进行了极其敏锐的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但我认为他的错误与埃谢里克一样，在于认为毛在其晚年主要以特权和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这些都是由干部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中获得的）为标准来划分阶级。
[246]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7—8页。
[247]《北京周报》1976年第21期，第9页。
[248]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论述了“忠”的含义，并较广泛地讨论了毛晚年统治的性质。参见第223—225、233—243页。
[249]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页。
[25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251]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25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253]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页。
[25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
[255]《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6页。（源出于毛对1963年5月9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256]《红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年第35期，第36、25、28页。
[257]《红旗》1975年第2期，第1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19页。
[258]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259]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页。
[260]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261]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页。
[262]同上书，第234—235页。
[263]《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页。
[264]同上书，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过这段话。）
[26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33—334页；另见《杂录》，第258—259页。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