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01部分在线阅读

[189]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90]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
417页。该文修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人中国政治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术语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批判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德语中，法权是指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报酬这一层意思。马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是很残忍的。
[191]195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148页。
[192]“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193]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194]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195]《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196]同上书，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19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在1958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17—118页。
[198]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19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20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201]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202]《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20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204]《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页。
[205]《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206]《杂录》，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卷中的讨论，第47页。）
[207]《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208]《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8页。
[209]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210]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杂录》，第266页。
[211]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第8页。
[212]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213]同上书，第217页。
[21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21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7页。
[21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21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218]同上书，第597—598页。
[219]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第772页。为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第221—224、233—237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页。
[22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06页。
[22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1964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谈话。）
[222]同上书，第640页。
[223]《毛泽东集》第7卷，第142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8页。
[224]《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报》1966年第37期，第2—21页。
[22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53页。
[226]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22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70—671页；另见《杂录》，第453—454页。
[228]《资料选编》，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