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29部分在线阅读
[94]同上书，第100页。
[95]莫辛戈：《印度尼西亚》[535]，第208—209页。
[96]《北京周报》[568]，1964年7月17日。
[97]周恩来总理1965年1月24日在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举行的宴会的上讲话，见《北京周报》[568]，1965年1月29日。
后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记录是胜利与悲剧参半。它的初期证明是建国努力的惊人成功。和平统一的恢复所产生的普遍安心情绪，有助于新政府很快确立威信。经济恢复，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土地改革和城市的一系列运动，表明这个政权乐意使用各种强迫形式包括死刑以消灭反对者和恐吓潜在的批评者。党的国家迅速地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尽管这些任务异常巨大，中国领导人也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在朝鲜战争中打败美国人。结果，战争的成就帮助巩固了政权，加强了中国与到那时为止多少对它有些警惕的苏联的同盟。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时，中国领导人按照苏联的样板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1956年，在毛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它的精湛的组织技巧，在几个月内使中国的五亿农民集体化了（这个过程在苏联用了好几年，付出了无数生命）。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很快得到工业和手工业方面相似成就的补充），容许在国内放松控制，因为政权把注意力中心从意识形态目标转移到经济目标上，并为发展的利益谋求尽可能广泛的联合。但是，当毛对苏联的贬低斯大林运动和匈牙利事件作出反应，并企图用“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进一步缓和党的统治方法时，这个试验就在他的面前爆炸了。接着，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技术领导停止活动。然而，那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人可以祝贺他们自己在富强的道路上迈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第一步。尽管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被它的亚洲邻人看成初期的超级大国。
但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被他们初期的成功引入了歧途。他们对缓慢的发展步子不耐烦，将它归咎于苏联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的落后。他们的革命胜利告诉他们，人民能够战胜明显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决定的因素是具有胜利意志的“群众”的精神，而1949年胜利后，在一系列由“阶级斗争”观念支持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的技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经济与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在最后一卷考察这个变化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影响。对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大失所望，对延安的比较简单、较少城市气的、集中化的生活的怀念，使毛和他的同事们设想出一个战略，要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资源去完成经济发展。如果中国守纪律的千百万人，组织在新发明的人民公社中，难道大自然就不能像国民党军队那样被制服吗？
“大跃进”的悲剧和它导致的数百万人的死亡，是这种极端的狂妄自大的代价。在它阴暗的余波中，中国领导人似乎同意了设法恢复经济的极大重要性。“大跃进”的灾难性政策被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幅度修改。到1965年，主要的经济指标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时间和生命已经损失了，但也许痛苦的经验将来会对这个政权有帮助。“大跃进”引起的政治创伤，导致少数长征领导同志的失宠和它的主要发起人毛的丢脸。毛从政府退下来，但他的同事们努力用物质刺激来获得经济增长使他苦恼。可是，在中国领导的最高层，曾经在过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良好作用的广泛团结，表面上似乎是完整的。中国人民已被证明的恢复力，表明一个新的开始是可能的。
但是不然。在“大跃进”中，北京和莫斯科在种种政策问题上的酝酿中的争论，开始沸腾了。一当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权利，向莫斯科的全球战略提出质问时，俄国人突然撤回了他们的技术援助人员。苏联人的横暴，重新唤起了中国领导人对百年来列强凌辱的愤怒。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中立，似乎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背叛。美国、英国和苏联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上签字，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证据，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抛弃中国——和列宁主义——而赞成迁就美帝国主义。北京在论战中严厉地谈到资本主义在革命故乡的复辟。
也许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都对苏联对待他们国家的态度感到愤慨。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也同意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在国内应当做些事来恢复党和人民的信心。似乎只有毛得出这样的教训：若不采取激进的、紧急的措施，中国将跟随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
虽然在毛的老同志中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但长征—延安一代人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对大多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头15年的经验培养出一个信念，即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必须优先于社会工程。越南战争的扩大，有把中国再次卷入同美国冲突的危险；应当避免国内斗争。
但是，毛现在明显地愈来愈想到自己的死，害怕若不动彻底的外科手术，和他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就将变成一场徒劳。在我们的最后一卷里，我们将跟踪他的思想发展，记述他在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析这动乱的10年对中国人民和他的后继者的影响。
在目前这一卷里，某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主题已经出现：开国统治者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他要按照他的观念塑造新的政权并且走在那些帮助他创业的伙伴的前面；统一中国作为承担天命的最终证明的极端重要性；绝对必须有一种正统意识形态来说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需要一个官僚主义精英集团来阐释这种意识形态并贯彻它的教导。
但到1965年已经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简单地是变大了的旧的最高权力。复兴是传统中国的神话，即使不是它的现实；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的口号是变革。现代通讯技术帮助他们控制人民，这是最妄自尊大的皇帝所梦想不到的。他们致力于现代化是在削弱传统社会；即使变化来得比他们希望的慢，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急躁——特别是毛的急躁，但也有他的同事们的急躁——破坏了过去的节奏。他们认识到，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在显赫的孤立中我行我素的中央王国。在中国之外，有一个需要赶超的不按北京的鼓点行进的更广大的世界。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囿于一个信念，认为他们能够单独地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自己的愚行加上外部危险，最后使他们认识到事情并非如此。这种无知的结局将是我们最后一卷的一个重要主题。
参考文献介绍 政治挂帅：略论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
这篇文章安排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方面的各章书目介绍之前。它通过鉴别有关当代中国的主要资料，说明它们的主要局限，评价外国研究者可以到手的变化着的混杂在一起的资料的意义，探索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的发展。
研究1949年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学者，面临许多严重的约束。当代中国的研究者学习使用驳杂的资料：大陆的中文报纸及其译文，逃亡者和西方居民的叙述，对逃亡者和海外华侨的访问，小说，外国政府的分析（有时部分地根据秘密得到的情报），从个人观察推知的情报和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由于这些资料的每一种都有固有的局限性，研究中国实质上就是从多种多样的资料中寻找汇合点。如果各种资料指向一个相似的方向，研究者可以多少相信结论的确实性，但当资料指向根本不同的方向时，分析者就必须具有合格的判断力，并设法调和明显的不一致。
但在谈这些问题之前，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困难再作一点一般的观察，我想是适当的。主要的困难是：中国政府的保密；大多数外国学者，在1979年以前不能在中国进行研究，因而必须倚赖断续而不完整的资料去研究现实社会，以及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的意外中断。可以得到的资料既阐明中国也歪曲中国的程度，使研究者在方法论问题上徘徊了30年。
保密的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政府拒绝公布1959—1978年的任何可靠的统计数字。不愿意透露“大跃进”失败到什么程度、对国家安全的极度担心、“文化大革命”中统计网点的破坏，以及一种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对保密的偏爱，合起来使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谜。生产统计资料、人口数字、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个人收入与消费、外贸情报、就业统计、党和政府重要会议的记录、法律简编、官员的任免情报、政治和军事官员的传记资料，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外国政府和西方学者用了很大的精力收集这些资料，这种情况的存在一般被视为当然。从1978年起，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公布统计数字，并企图重建其中几年的资料。但国家一级的许多重要统计数字仍然无法得到，省一级的资料仍很罕见，而许多可以得到的统计数字或者使人感到迷惑，或者是不准确的。
外国学者遇到的又一个难题是：在1979年以前，就研究的论题来说，中国实际上关上了大门。诚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有几家西方和日本的报纸派记者驻在北京，而从1949年起，几乎一直有一些西方大学生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西方外交官也偶尔发表他们对北京的印象。但是，西方人是被隔离的，不得进入研究的图书馆，不能自由旅行或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持续地住一个时期。在中国确有西方侨民受雇于政府，但他们的著作相当缺乏批判力而且肤浅。在1979年之前，就一切实际论题来说，都不得不在远处研究中国。用以了解现实社会的可供选择的材料，都必须予以扶植。
为了补偿，西方学者在香港建立起一个研究基地，那里的主要档案集中在联合研究所（URI）和大学服务中心（USC）。那时在这些档案馆里的研究，是把对中国逃亡者的访问整理成有关当代中国各方面的专题著作。[1]对香港提供情报者的访问本身，成了一门艺术，研究者得知道逃亡者的所长与所短。他们的局限是：大多数提供情报者来自中国南方和沿海，他们中间缺乏比较高的官员，难于估计他们的可靠性和他们可能有的政治偏见。这些缺陷中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富于想象力的然而又是严格的访问程序得到斟酌和考虑，但有时候由于提供情报者相对的少和无法将他们置于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场所的背景下，给这个情报来源带来了限制。1979年中国对外国人的研究实行开放，并没有扩大到允许社会科学家去采访在统计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口抽样实例，或在一个持续的时期内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因此，访问逃亡到香港的人，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即使是有缺点的当代中国资料来源。
另一个困难是原始资料的不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35年中，只有少数出版物没有中断。《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政府的杂志《新华月报》（从1956—1961年改为《新华半月刊》），是唯一想得起来的三种。“大跃进”以后，许多杂志和报纸停止卖给外国人，其他的出版物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
部分地补偿这种不连续性的，是一系列独特而有启发性的资料，对不同时期有用，并对研究有重大影响：（1）朝鲜战争后，有的中国战俘愿意被送往台湾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2]（2）中国洗脑技术的美国牺牲者，在50年代中期被释放，他们的叙述阐明了中国人使用小组压力的技巧；[3]（3）1957年“百花运动”中迸发出来的对这个政权的看法；[4]（4）可以利用《工作通讯》，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种内部刊物，台湾获得1961年的许多期；[5]（5）1962年，一批难民流入香港；[6]（6）1962—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关于福建连江县和广东宝安县的文件；[7]（7）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报；[8]（8）1972年中央委员会叙述林彪事件的秘密文件；[9]（9）1976年邓小平的反对者散发的对邓在1975年复出时期的政策进行谴责的文件；[10]（10）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群众发表的意见；[11]（11）1977年叙述“四人帮”罪恶的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12]（12）1978—1979年民主墙运动中的大字报和刊物；[13]（13）1980—1981年对“四人帮”和林彪的同谋进行审判时发表的起诉书。[14]
这些资料引起相当大的注意，但不清楚它们所提供的见解是只限于所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问题呢，还是一般说来都适用。资料缺乏连续性和短期内资料的突然增多，也许使中国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动荡，更不安定，更反复无常。资料的不连续性使人很难准确地指出趋向。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篇文章想要部分地解决的，就是关于掌握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目录。收录中国电台广播的几个主要翻译机构，它们的目录一般得不到。最近几年，许多带有“内部”标志的中文书，已经在西方出现，但没有一个中心协调组织来指出什么书可以得到。各种昙花一现的材料——在中国的旅行日记和报告，同中国有往来的机构的香港会谈记录和业务通讯——在许多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都可以找到，但它们通常都没有编目，或在目录中看不出它们的内容。
对第二手资料的掌握，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一大难题。这些问题引起的后果是，精明的内行学者养成了读脚注的习惯。一本书到手，先查脚注，看有没有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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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43]；杰罗·姆·A.科恩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年》[179]；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伊日拉·F.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年》[749]；林恩·怀特：《在上海的经历：在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里涉及个人能力的社交指南，1949—1966年》[782]。
[2]见威廉·布拉德伯雷《群众在战斗与被俘中的表现：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战士》[61]；亚力山大·乔治：《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朝鲜战争及其余波》[265]。
[3]罗伯特·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对中国“洗脑”的研究》[454]；埃德加·H.斯凯恩：《中国人对战俘的灌输计划》[627]，见《精神病学》，19.2（1956年5月），第149—172页；埃德加·H.斯凯恩等：《强制的劝说》[628]。
[4]丹尼斯·杜林：《共产党中国：学者反对派的政见》[205]；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百花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493]；聂华苓：《百花文学》[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