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4部分在线阅读

中国饥荒的范围
关于这次大饥荒的范围所知不多，但是可以提出两个假定。其一，这次饥荒是不均衡的，是农村事件。其二，即使在农村地区，死亡也高度集中在有些地区。
几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据表明，这次饥荒不均衡，主要在农村。首先，如表5所示，平均粮食消费量的下降在农村地区要严重得多。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到达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量只下降15公斤或8%。按绝对数量来说，植物油和猪肉的消费量城市比农村下降得多，但这两项消费量城市仍为农村的两倍。此外，由于卡路里摄入量绝大部分是从谷物的直接消费得到，因而城市消费者受的损失无疑比农民要小。
表5　城市和农村粮食消费量，1952—1965年
注：消费量以“贸易粮”单位计算，按中国统计惯例，贸易粮包括未加工的稻谷和小米（原重）以及加过工的其他粮食。在中国统计惯例中，粮食包括禾谷类、薯类（以相当于粮食的重量计算）以及大豆和其他豆类。“－”表示缺乏可以利用的资料。
资料来源：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50、158页。王平：《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人民生活》[766]，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473]，第163、169页。谢渡扬：《回顾六十年代初农业的调整》[320]，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473]，第64页。
其次，将死亡率分成“市”和“县”两部分的中国资料表明，在饥荒年月里农村地区发生的死亡是不成比例的。甚至在一般或正常年份，包括农村地区也包括小城镇在内的“县”的死亡率也比市的死亡率高30%—60%。表6的资料说明，在1960年——全国死亡率最高的一年——县级登记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高达市登记的死亡率的两倍以上的水平。
表6　死亡率，1956—1962年
注：“市”指批准成立“市”建制的城市——国务院用这个名称指行使主要行政和经济中心的职能的城市——登记的死亡数。在1958年，有185个市，其中北京和上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县”指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就是在城镇和农村登记的死亡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05页。
几乎可以肯定，甚至这些数字也缩小了“大跃进”时期加大了的市和农村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县的资料合并计算城镇（那里一大部分居民通过粮食定量配给制度可以得到配给的粮食）的死亡率和周围农村（那里一般却得不到政府供应的粮食）的死亡率。
这种历年资料在消费量方面分别以市和农村计算，在死亡率方面分别以“市”和“县”两部分计算，同样可以用表明饥荒主要是在农村的他种证据予以证实。
第一，在公布的中国资料中很少提到的饥荒一律是指农村饥荒，而不提城市死亡率。[32]
第二，家畜的急剧减少证实了农村消费水准所承受的压力。猪首先被屠宰，因为饲养它们是为了通过在集市上出售猪肉能带来食物和现金收入。猪的数量在1957—1961年间急剧减少了七千多万头，也就是48%。但是，农民也宰杀了他们耕畜的30%以上，在拖拉机时代到来之前，这是农业资源的重大损失。[33]这些方面的下降可以和苏联集体化运动和跟着发生的饥荒危机时期的家畜损失相比。
第三，农村地区粮食实际短缺，在1959年后导致大量耕地从种经济作物转到种谷类作物。在1959—1962年间经济作物总面积下降了35%，当时分配给非粮食作物的耕地数量达到了最低水平。下降的最大份额是由棉花播种面积骤然下降造成的，棉花是中国最主要的非粮食作物。[34]次要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甚至以更大的比例下降。
第四，某些农村地区在整个1962年中粮食供应持续地处于饥饿水平表明了农村生活水准所受的异常压力。迟至1962年春季，在甘肃西北部的敦煌、玉门、酒泉和金塔等县，70%居民的粮食消费量每天不足1/4公斤，这个水平大约是我们常说的“半饥饿”标准的一半。在甘肃张掖县，半数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甚至更低，每天只有3盎司。[35]这样的例子表明，即使全国的数据显示死亡率回降到了1957年的水平，饥饿状况在1962年也还继续存在，尤其是在比较偏僻的地区。
最后，农村集市上可以买到的食品的价格上涨幅度惊人也反映了农村地区粮食短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9年下半年批准重新开放在1958年公社运动开始时关闭的农村集市。最初这些集市限于买卖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但是早在1960年这一禁令就没有普遍推行。到1960年下半年，由于实际的短缺，绝大多数农产品的农村集市价格涨到国家收购价格2—3倍的水平。可是谷物的价格却暴涨到国家固定价格的10倍，而在1961年，这个差距就更加大了。[36]农村自由集市粮食价格是每公斤2—4元，为所有谷类征购价格平均每公斤0.13元的15—30倍。集市上的猪肉价格涨到每公斤10元，为国家收购价的14倍。[37]这些食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大高于其他严重饥荒事例中有记录的上涨幅度，为上述人口统计资料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38]
政府从农村抽调谷类的史无前例的比率、公布的农村饥荒的材料、家畜存栏数的下降、农作制的改变和农村集市粮食的极度昂贵，所有这些表明饥荒主要是在农村。但是，即使是在农村地区，饥荒的死亡似乎也集中在某些地方。这种推测是以两种由推断而来的看法和有限的资料为基础的。其一，全国谷物产量年年呈现出相对小的波动，因为全国的产品是在极不相同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下生产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像华北平原、西北黄土高原这些地区；或者更扩大一些，如果考虑到省一级，波动就更大。例如，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降到310万公吨的波谷，是1958年水平的一半，低于1957年水平40%，下降幅度比全国平均数要大得多。[39]
在50年代，中央政府在地区之间调拨大量粮食，不但支援专业化的作物制度或有大量城市人口的省份，而且用来缓和由于洪水、旱灾或某种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地方性粮食短缺。例如，辽宁省因为是最城市化的省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得到大约166万公吨的调拨粮食，是所有省份中数量最多的。[40]在“大跃进”时期，这些地区之间的农产品流通量削减了。例如，省际之间的粮食运输总量在1958年减少了150万公吨。[41]
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这种削减的原因是，地方自给自足是公社运动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这种削减之所以发生也有另一个原因，极度的政治动员使地方政治领导人难以要求中央给予粮食援助。的确存在一些有文献记载的说得通的事例：有些地方政治干部禁止把当地粮食短缺的消息传播出去，因为这种消息和他们先前报告的“丰收”前后矛盾。由于通常能缓和地方粮食短缺的地区之间农产品的流通量被削减，总产量严重不足的地区更不可能指望调拨的粮食。
中国资料提到1960年山东、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苏几省一些地区的“非正常死亡”。[42]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为全国平均数的3.5倍多。[43]由于1960年的出生率是11‰，这个省的人口在一年中很可能下降了将近6%，也就是200多万人。[44]单单安徽人口的下降就可能说明官方公布的1960年全国人口下降数足足为20%的原因。[45]值得注意的是，安徽1960年死亡率的增加量大大超过印度孟加拉邦1943年大饥荒期间出现的增加量。[46]其二，饥饿造成的死亡在历来专门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地区一定更严重。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农民在当地农村集市买粮或靠从政府购买粮食。“大跃进”开始时，地方农村交易因集市普遍关闭而中断。即使在集市重新开放以后，交易的价格实际上也变得极不利于这些农民。集市上可以买到粮食，价格上涨了许多倍，可是直接卖给政府或在农村集市上出售的纤维作物——烟草、甘蔗等等——的价格却提高得不多，甚至下跌。那些依靠政府售粮过活的人情况可能更糟，因为这个时期的混乱情况和强调自给自足减少了政府的返销粮。
不论是何种情况，非粮食作物生产者或畜牧产品生产者出售他们的产品以换取通常提供比较低廉的卡路里来源的谷物的能力都减弱了，同时种植纤维作物和其他非粮食作物的生产者也更不容易获得粮食。在饥荒情况下，死亡集中在农村非食物生产者的类似情况是普遍地可以看到的。对中国饥荒的这一假设的可靠性似乎可以从表述性的证据中得到证实。在“大跃进”期间遭到破坏的山东西北部历来是棉花产区，这一地区的一些农民来到黄河以南，在那里他们能够用他们的衣服和其他所有物换取粮食，借以度过60年代初期的日子。[47]这种现象表明，政府能掌握的谷类粮食的再分配中断了。
不可能外出或住在远离有余粮的地区的农民生活得更差。宁夏南部的固原县是一个例子，这个偏远的适于畜牧的县在50年代主要靠销售皮革、肉和羊毛获致农村繁荣。这时死亡率很高，以致人口（1957年是27.5万人）在1959年和1960年两年都下降。[48]有关固原地区内邻近几个县的表述性的报告甚至表明饥饿不只是在一个县，范围要更广阔。西北畜牧业地区的饥荒和1972—1974年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有许多相似之处，那里受灾最重的区域是东北的沃洛省，特别是阿法尔的牧畜地区以及哈勒尔盖省内的牧畜地区。在这些事例中，牲畜和牲畜制品价格的下降（和粮食价格比较）实际上降低了畜牧者出售牲口以购买粮食的能力，而粮食在饥荒前的年代是卡路里摄入量的主要来源。
党对饥荒危机的对策
“大跃进”引起的危机给中共提出了1949年执政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可是处理政治事件的程序不但使党难以预先考虑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且导致了加深饥荒的决策。甚至更可惊的是，党在已经掌握了发生范围广阔的饥荒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后，党仍然无能为力，不能或不主动对20世纪最大的饥荒作出适时的、有内聚力的明确对策。
农业方面的动员策略失败的迹象早在1958—1959年冬天已可得知。1958年11—12月在武昌举行中央全会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清楚，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是3.75亿公吨和棉花产量是350万公吨之举，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对那次会议上的讨论的叙述，统计制度已坏到不可能有任何信心地去了解实际产量的水平。按照彭的说法，会上有些同志认为产量超过5亿公吨，并且不顾精确的计算，认为“工业现在大大落后于农业”。彭对公布的产量水平的精确性提出异议。据彭说，毛泽东亲自作出了宣布3.75亿公吨数字的决定。[49]公布的产量数字因此反映了政治的而不是统计的判断。
虽然这些数字成了1959年农业计划的根据，但至少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对公布的谷物产量的巨大增长量的正确性提出了异议。彭德怀在武昌会议结束后的某个时候，为了直接调查农村情况而到了湖南省。彭发现他访问的农村的情况是严重的，并断定以前提交给中央的产量数字是夸大的。彭等不及回到北京再直接报告他的研究结果，担心“群众有饿死的危险”，他便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给中央委员会，请求将省的税收和义务交售的定额减少1/4。[50]
陈云（党的位居第五的领导人，更是经济事务方面的最高级人物）也不相信提交给北京的各地报告，于1959年春季针对性地专门访问河南，该省在1957—1958年的水利运动中，随后又在建立公社中起了突出的开路作用。他也发现，地方政治干部不了解这个省农村地区的状况，没有掌握真实粮食情况的足够资料，受了基层提交的夸大了的报告的欺骗。[51]还不清楚陈是怎样使他的发现引起其他政治局委员注意的，但是，认为陈云对情报保守秘密是不可置信的。
彭德怀和陈云在1958—1959年冬春之际的报告发出信号，“大跃进”的基本策略出现了问题。规模巨大的公社体制和大量的政治动员并没有提高农业产量，虽然1958年的气候条件总的来说比1956年或1957年都有利。[52]
彭德怀在1959年7月于庐山召集的党的关系重大的会议上向“大跃进”策略，更重要的是向毛的领导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挑战。但是，彭的抨击被毛断然拒绝，“大跃进”进入了新的高潮，不可能再对政策进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为工业化而强化的资源动员正在加速进行。在1959年，投资额提高到国家收入的43.4%，达到空前的高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农民那里增收谷物、蔬菜和纤维作物以支持这种努力。对农村人口提高谷物收购数量的结果见表7。包括必须留给用于牲畜饲养和来年作物种子的粮食在1959年引人注目地下降到人均223公斤，只有1957年水平的3/4。同样，即使产量下降，1959年国家对油料籽的收购量与1957年相比，仍提高了1/4。出口到苏联的农产品的数量日益增多，用以支付逐渐增加的、占较高投资额的主要部分的进口机械和设备。
表7　粮食总产量和政府与农业地区的交易量
注：a.100万公吨。b.公斤。全部按原粮（即“原重”）计算。农村留粮等于总产量减去收购量加返销量。收购量和返销量资料指生产年度，即日历年的后半年加下一日历年的前半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03、393页。
最可惊的是，正在1959年死亡率上升的时候，中国的谷物出口量如表8所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的出口量（主要是稻米和豆类）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水平的两倍，而进口量（大部分是小麦）却降到六年中的最低水平。因此，1959年的净出口量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年度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此类似，1959年棉纱和棉布的出口量分别是1957年水平的两倍和将近两倍。按价格计算，中国对苏联的出口量在1957—1959年之间上升了50%，在1959年占中国出口量的6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