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3部分在线阅读

毛泽东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制定规划的人在集体化的速度上，更广泛地说在发展的速度上，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的速度上，看法过于小心谨慎，因而他在1956年曾和这种看法进行斗争。尽管当他的动员策略在1956年年中受到抑制时他似乎受了挫折，但他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倾向于相信，体制上的改革，尤其是当其与动员资源的运动结合起来时，能够对更迅速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如在本书第七章中指出的，毛泽东认为体现在拟议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观点是保守的，在1957年晚期和1958年早期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展开了取而代之的努力。这种努力在1957年秋季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毛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做事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慢差的办法，另一种是快好的办法”，[4]并且反对给他1956年的动员运动所加上的约束。毛努力绕过计划制定者对农业的比较谨慎的看法，在当时重新提出了在1956年被不声不响地搁置下来的他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新提出1956年跃进的口号：“多快好省”。[5]同月，毛在莫斯科宣布，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约在15年内将超过英国，[6]几乎可以肯定，他这样做事先并没有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
当动员的口号和对12年纲要的讨论恢复时，计划制定者反应缓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1957年12月宣布的几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说起来实际上甚至可能比周恩来上一年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初提出的还要谨慎些。例如，提出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按比例缩减了，粮食从2.5亿公吨减至2.4亿公吨，棉花从240万公吨减至215万公吨。因此，毛在1958年1月党的重要的南宁会议上，直接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因为他们实际上拒绝支持他提高生产指标的努力。
这一批评也没有导致很大的变化。南宁会议结束后不久，薄一波将1958年年度计划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6亿公吨的粮食产量计划水平意味着5.9%的增长率，并没有大大超过5.4%的长期年增长率，后一增长率包含在上年12月李富春提出的规定1962年的粮食指标为2.4亿公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7]
最后，1958年螺旋式上升的生产指标由毛泽东在早春于四川成都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党委会委员的会议上提出。在这次会议上，毛慎重地赞成一个在河南省制定的宏伟的农业发展方案，这个方案除了其他内容外，还保证在一年之内使粮食产量翻番。但是，毛的慎重由于他自己鼓励各省之间在提高谷物产量上互相竞赛而被破坏了。
“大跃进”的经济策略
“大跃进”是以毛泽东对中国农业面临的紧张状况的误解作为根据的。和1956—1957年其他方面显示的迹象相反，毛仍然相信较大的农业生产单位可以导致有效的规模经营。他还相信，在农业经济中动员现有资源，主要是劳力，将为更快发展提供一个突破口。
动员劳力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用于可以指望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水利和灌溉工程。尽管支持农业发展的国家资金的分配额有适度增加，但农业发展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本身的力量来实现。
“大跃进”策略的工业部分显然不同。对体现“两条腿走路”精神的“土高炉”和其他小规模工厂的方案给予了极大注意。但是工业方面的“大跃进”策略是以生产资料的大量投入为基础，部分地以进口机器和设备为基础。总之，工业化策略主要是进一步强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很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而农业发展是以大规模的改革和动员策略为基础。
这两种策略在1958年交叉起来。一项空前的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计划于1957—1958年的冬季在农村动工。这项工程反映出12年农业发展纲要恢复了活力，这个纲要越来越强调几乎可以不要国家协助或提供资金而由集体单位在本地进行的小规模工程。薄一波报告说，到1958年1月为止，一亿农民紧张的工作已成功地为780万公顷土地提供了灌溉设施。[8]到这一年年末，据称已增加到3200万公顷，比1957年9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联合下达指示时指标所规定的面积多十多倍。[9]增加的数额据称几乎相当于总灌溉面积的两倍。
为水利工程而大规模地动员劳力导致50年代后期农村的重要体制改革——成立人民公社。尽管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是被认可的组织，但由于对水利运动的要求提高了，因此开始出现局部地、看来是自发地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象。这种合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被默认，导致合并的加速进行，最后大约在几个月内出现人民公社。和1955—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新的组织形式很快普及。到1958年末，99.1%的家庭都是公社成员。[10]
公社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它们在地域上是广阔的，并具有以前给予乡一级政府的职能。最初每一个公社平均约有5500个农户，大约是1955—1956年形成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的25倍。公社既负责户口登记、税收和治安，也负责筹办某些公共事业，如小学和初级中学教育以及公共医疗事业。
第二，个人和集体都可做的事情明确地改由后者去做。私人的农业用地——供家庭消费和市场买卖的副食品，尤其是猪的主要来源——在公社制度下被取消。农村周期性的集市也普遍地被削减，进一步减少了从销售手工业和其他家庭生产的产品中挣得现金收入的机会。其他许多与消费有关的活动如做饭、洗衣和抚养孩子，从家庭转移到以公社为基础，以便部分地把妇女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参加农活。这些向集体化程度更高的活动的转移导致普遍地把私人农具以及在较小范围内把私人家庭财产充公。
第三，收入分配原则基本上改变。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内，纯收入（总收入减去生产费用，各项税收以及公益金与公积金）按照社员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对比之下，在公社内，纯收入的大部分是以人头作为基础进行分配，这和这段时期宣传公社具体体现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发展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使是按照劳动贡献分配的一小部分，现在也是以将劳动力分等并据以付酬的这样一种制度为基础进行分配。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急剧缩小公社内的收入差别。
随着公社化运动，同时出现了大量增加粮食产量的想法。实际上取代邓子恢成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部领导人的谭震林在1958年8月报告说，创纪录的夏粮已经收获，谷类年度产量至少可以达到2.4亿公吨，也许多达3亿公吨。[11]到了12月，在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公布的1958年粮食产量是3.75亿公吨，为1957年1.85亿公吨水平的两倍。这个数字在1959年4月的国家统计局的公报上得到证实。
造成这些极不真实的数字的原因有：1958年头几个月以来农业中明显地出现了运动气氛；中国共产党增强了权力，尤其是公社一级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以及统计制度普遍混乱。由于基层统计资料的收集工作和监督制度遭到破坏，又有来自上面的要求汇报引人注目的突破产量事迹的强大压力，公社一级的政治干部便呈报高度夸大了的产量数字，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未经认真核验便又上报各级行政机关。这些材料在北京刚一汇总出来就被接受，借以证实毛泽东对农业发展速度可能引人注目地加快的判断是正确的（至少初期是如此）。
承认这些关于农业产量的数据在几个方面有较大影响。它为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和大幅度加快工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最终相信，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口粮这个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有可能缓和对当前非农业人口增长的限制。
此外，产量激增将大大增加产量和农业地区口粮消费水平之间的余额，为大幅度加快筹措投资资金提供了基础，这些资金大部分将用来支持工业投资。农村繁荣的假象也使人们设想能成功地在实行公社食堂的同时实行公社的供给制。最后，把浮夸的产量报道当做现实来接受导致错误地缩小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这是一项促成食物大量短缺的政策。
“大跃进”中的工业
1958年提高钢铁产量指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发展情况。1958年2月薄一波提出的最初指标是620万公吨，比上一年535万公吨高19%。[12]三个月后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800万—850万公吨，而到8月，紧跟着对1958年可能的农业收成的较高估计，毛泽东说服政治局赞成1070万公吨的指标。[13]在几个星期之内毛又提出1200万公吨的高指标。
在整个1958年中，资本投资指标也同样提高。年初提出的145.77亿元指标——比1957年的投资预算额略多22亿元——很快被更具雄心的目标代替。[14]最后，国有单位的投资达到386亿元，几乎是1957年水平的两倍。[15]尽管小型工业是投资趋向的非常明显的部分，但绝大部分增加的数额都被引入了中型和大型的国家企业。在1958、1959和1960年，开办的这类企业（这三年分别是1587、1361和1815个），年年都超过了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开办的1384个大中型企业的数量。[16]例如，冶金部门开办了157个大中型企业，煤炭部门61个，电力部门200个，化工部门85个，建筑材料部门80个，以及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80个。[17]
随着与投资趋向相联系的建设项目的增多和钢铁、机械设备以及其他工业品产量的增加，非农业劳动力随之也空前地增加了。国家单位的职工人数仅仅在1958年就几乎增加了2100万，和1957年相比增加了85%。1959年和1960年另外又增加了500万。1960年结束时，国家单位就业的最高水平是5044万，是1957年数字的两倍多。[18]
地图6　1949—1960年间的铁路建设
现代部门劳动力的空前增加对国家实行粮食定量配给以及市场供应其他食品提出了不寻常的要求。尽管增加的许多劳动力要么是单身男子要么是把家属留在农村地区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但城市人口仍增加了3124万，国家通过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供应粮食的人数增加了2800万。[19]符合粮食定量配给条件的人口的比重在1957—1960年之间增加了1/3，从15%左右增加到20%左右，其中1958年增加了一半以上。[20]
投资的大量增加和城市人口的极大增长这两者导致国家对农村人口提出了空前的粮食需求。1958年，公粮和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在1956年和1957年的平均数上增加了一千多万公吨。1959年，收购达到了6740万公吨的空前高额数字。此外，由于粮食产量与1957年相比降低了2500万公吨，交售量等于总产量的39.7%。尽管有些粮食返销给了农民消费者，但国家在1959年购买的粮食，扣除返销的，占总产量的28%，大大高于1957年17%的净收购率。[21]
最后，接受夸大了的粮食产量数字在1959年导致了该年农业计划中巨大的计算错误。既然1958年粮食产量极大增加，计划制订者便决定缩减总播种面积，而给棉花、食用油籽以及其他非粮食作物分配稍高的份额。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10%，粮食播种面积下落13%。事实上，1959年的单位面积产量和1957年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而总产量下降13%，约2500公吨。[22]
尽管1959年减少播种面积的错误在下一年被部分地扭转了，但是总产量仍然继续下降。产量的减少部分地是由于公社制度下造成的农业管理不善。最明显的是，许多“大跃进”时期兴办的灌溉工程设计拙劣，结果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产量。这在华北平原上更是一点不假。在那里，不能提供适当的排水系统意味着灌溉将导致土壤含盐量增加，因而降低产量。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反过来又影响农业产量。在1957—1960年间，非农业职工人数迅速增加的必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291万，下降10%还多。[23]最后，1960年的恶劣天气也会进一步降低产量。最终的结果是：1960年粮食产量1.435亿公吨，低于1957年的产量26%，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他食用作物也遭受了灾难性的减产。1960年的油料作物产量比1957年的产量少一半，比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任何其他年份都低。甘蔗和甜菜的产量陡然下降，到1962年可能降到1957年产量的1/3或更低的水平。到1962年，肉类产量只有1957年水平的一半。[24]
粮食产量的下降和分配制度方面的失误导致了20世纪面积空前的饥荒。根据官方资料，死亡率在1956—1957年平均是11.1‰，1959年上升到14.6‰，1960年达到25.4‰的高峰。1961年的死亡率陡然降到14.2‰，但仍比1956—1957年的水平高出不少。1960年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以致在这一个年头中中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25]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计有1600万到2700万。[26]这部分地是婴儿死亡率急剧增加的结果。[27]人口统计的最后结果比这些数字很可能要大得多，因为出生率从1956—1959年的平均33.0‰下降到了1961年的18‰的波谷。
就历史时期的比较来说，这些资料表明，丧失的生命远远多于中国20世纪其他的歉收或自然灾害时死亡的人数。20世纪中国的主要旱灾饥荒于1900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发生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1920—1921年的饥荒，就持续时间和地域两方面说，可能是最严重的，至少使2000万贫苦农民受到煎熬，但是经过政府和私人努力部分地得到了缓和，死亡人数估计不超过50万。[28]在1928年波及河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饥荒中，[29]死亡人数要多得多，超过200万。和1920—1921年的饥荒相比，更多的死亡一般归因于蒋介石北伐导致的铁路运输的中断，这实际上削弱了救济活动。
人们很可能回想起铁路时代以前的1877—1878年饥荒的历史，以便弄清“大跃进”灾难的规模。那次饥荒主要发生于陕西和山西，但也波及河南、河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政府和私人从沿海地区运输粮食到内地的工作受到运输工具不足的阻碍。估计有900万至1300万人因饥饿和跟着发生的传染病而死去。[30]
在现代人口统计上，苏联农业集体化当时及其以后曾发生过接近“大跃进”危机范围的灾难。一致的估计认为，主要由于政府政策造成的粮食极度缺乏而引起的死亡人数大约为500万，大致是俄国农民的1/25。[31]如果用西方对过量死亡人数的估计来代替官方的数字，相比之下，中国饥荒的死亡人数为这个数目的3—5倍，甚至按比例也超过了苏联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