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5部分在线阅读

[5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40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现在全世界上有27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10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7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口有6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4亿左右，而且它们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主席向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载《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
[53]见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评苏联政府8月21日的声明》（1963年9月1日），载《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
[54]如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和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1月对日本共产党的批评所表明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想输出“毛泽东的道路”，并领导日本、南亚和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
[55]论及这个时期中日关系的著作，见中嵨岭雄《中国：历史、社会和国际关系》[540]，第203—215页。
第二篇　寻求中国道路，1958—1965年
第七章　“大跃进”和延安领导的分裂
综述
1958年开始时，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其引导国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抱乐观态度。的确，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对于用以完成这些伟大工作的最好方式都意见一致，但是总的来说，高度的自信和作为基础的团结一致的程度无疑足以使中国共产党以坚定果断的态度行事。7年以后，深刻的分歧使领导的分裂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毛泽东即将亲自发动毁灭性的打击以反对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许多同事。这种抨击又将使中国进入大动乱的十年，以致即使是在80年代初期，当党的力量、威信和团结已经达到顶点时，北京的领袖们回顾1958—1965年这个时期前的一段时间时，也不无愁闷之感。1958—1965年之间的八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的确，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是一切都进行顺利。领导人之间对于发展工作的速度和形势有重大的不同意见。例如，1953年财政部长薄一波因他主张的税收政策而受到尖锐批评，毛认为这类税收政策将使国家经济部门的发展放慢。1955年毛对于拟议中的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公开地和他的同事们争论，并有力地推翻了他们已采用的方案。1957年他努力鼓励非党知识分子批评党，这件事曾在最高层中引起激烈争论。在这一整个时期，当新的政治权力体制得到巩固时，它曾经一再作出努力以纠正党和政府官僚机构中的那些被认为是有害的倾向。
可是，1949—1957年时期的要点是，处理矛盾的方式是设法在精英中保持基本团结和维护革命运动蓬勃向前发展。同样，虽则许多公民极不同意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政策，党的威信和新体制的威信仍然很高。共产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的政策将使中国更强、更富，即使他们不得不打碎一些鸡蛋来煎出他们的民族蛋饼。共产党在1958—1965年时期丧失的正是这种威信，同时带来了实际上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时期总的来说证明具有很大破坏性，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因为它以“大跃进”开始，“大跃进”方案是建立在近于乌托邦的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即认为党凭借其群众运动的方法能够达到一切目的。
1958年春季和夏季，毛和他的同事们大力推行“大跃进”计划，用以代替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的从苏联引进的发展策略。中国的领袖们需要某种方法以克服出现的薄弱环节，防止单纯地重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策略，他们决定利用动员群众的技巧，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他们在延安已把这种技巧磨成了锐利的刀刃。这一新策略（连同其各种组成部分，包括农村的公有化）使国家投入了延续到1959年的生产狂潮中。可是，这个策略中的主要部分最终使得生产的高涨成了经济灾难的序幕，而不是期待的富足时代的序幕。
“大跃进”策略在政治关系中引起了重大变化。它从中央政府的官僚手中夺走不少权力，并在许多情况下将其转移给了地方上的党的干部。它在生产单位中将技术专家搁置一边，以善于激发工人热情的政治通才代替他们。它在所有领域把普及政治的需要抬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因为在政治热情的推动下进行超人的工作是成功地实现这一新的发展方式的关键。它也把重要的新的紧张引入了中苏关系，因为它事实上减少了在中国的许多苏联顾问的权力，含蓄地对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苏联模式提出了异议。
既然有这许多变化，当“大跃进”开始摇摇晃晃地进行的时候，自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到了1958年末，毛和其他的人发觉，以跃进为名的极端主义已经造成某些损害，他们适当地修改了目标和政策，以保持运动在轨道内进行。但是1959年初有关国家粮食征购实际结果的消息透露，情况比以前想象的更坏，在那个春季毛带头进行了使“大跃进”方案更加合理和效率更高的工作。可是，运动证明很难置于控制之下，因为1958年接过更大权力的那些人继续反对从那一年的政策作任何后退。
1959年夏季，把“大跃进”置于控制之下的问题，以一种非常有害的方式和上层的精英政治缠在一起。彭德怀——他是军队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和毛的关系存在麻烦——6月访问苏联和东欧归来后不久，在庐山召集的一次党的重要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彭在庐山的行动的基本原因仍然不能断定，但毛宁愿把它当做对他个人领导的直接非难，反应激烈。毛要求彭和他的支持者交出权力，并提出苏联已经卷入了彭的挑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双重的：清洗彭压倒了控制“大跃进”的努力，于是引起激进政策的持续到1960年的第二次高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这两个结果在1960年都结出了苦果：跃进的高潮给经济进一步带来了更多的巨大损害，以至于到了1960年晚些时候饥荒已在国土上蔓延；和莫斯科的关系继续恶化，以致1960年夏季苏联突然取消了他们对中国的所有援助。苏联的帮助在那个时候对若干主要的工业发展项目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这一行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也分散了北京对农村中正在逼近的经济灾难的注意，因而未能及时地采取解救农村紧张局面的措施。
因此到了1960年末，“大跃进”已经在内地引起了经济上的灾难，而在1960年，大于经济上的混乱就在城市中到处蔓延开来。这时北京看出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拟订了一系列纲领性的文件以对付这种形势。在紧要关头的这一年，所有迹象表明，毛赞成他的同事们所策划的从“大跃进”大规模后退。实际上，1961年6月毛在北京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1]，全党采取了收缩政策，作为官方的原则。
可是，危机一旦开始减缓，当毛寻求恢复他作为确定当前基本任务者的身份时，领导人之间的紧张情况又出现了。在“大跃进”期间，由于他的严重错误判断，他的权力和形象受到了损害，他对他的影响力可能下降的担心增加了。他得出结论，苏联国内最近的事件表明，在错误的领导下，一个共产党国家实际上有可能变质，成为具有高度剥削性质的体制。实质上，毛断定“大跃进”已经损害了依靠动员群众获致显著经济发展的观点的信誉，但他仍然坚信动员群众对于防止革命蜕变成官僚主义的重要性，这样的事已经在苏联出现。
毛的那些直接控制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同事们不同意后一见解。他们渴望恢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纪律，渴望推行一条适当利用专家和专门技术知识以发展经济的路线。因此，他们具有许多和毛相同的目标，但却避开了他的有些方法。由于随着“大跃进”出现的行政权的分散，如果毛找不到几个重要的伙伴来加强他的力量，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成功——虽贯彻毛的基本设想但在方法上加以修改，使它与他们的更加官僚主义的方法协调起来。
毛的这些伙伴有他的妻子江青、他任命来取代彭德怀的林彪，以及保卫系统的重要成员康生，他们同毛泽东及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联合起来，要废止“大跃进”之后出现的这种做法。这一联合在1962—1965年之间逐渐形成的过程将进一步予以详细叙述。参加这个联合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其个人的原因，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改变继任顺序，以使刘少奇（或其他像刘这样的某一个人）最后不至于从毛那里接过全部权力。因此，这个时期就变得与结盟政治和继承密谋密不可分了。
当然，争论的具体问题在这几年里是有变化的。1962年前期，对农村已经达到的恢复的程度在认识上有重大的分歧。毛认为，恢复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足以使北京能够掌握主动并重新维护其权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不同意，认为党必须继续落实紧急措施以解救危局。为那些在1959年就“大跃进”具有危险性提出警告的人平反的问题，这时也提了出来。毛同意这些“右倾分子”中的许多人现在应当予以平反，但他不肯让彭德怀复职，使他的许多同事（但不包括林彪）大为懊恼。
到了1962年秋季，毛已在“大跃进”后的恢复程度这一点上取胜，于是争论转移到在农村恢复政权的威力和声誉的最好方法这一点上。毛主张在农村中用对农民进行广泛政治动员的方法以重建党的政策。最后，他的同事们改用通过内部官僚主义的方式试图实现农村党的整顿。毛由于对其他政治局领导人偏爱官僚主义行事方式的倾向感到失望，便采取两种措施以增强他的那些政策在体制中的作用。
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不断提倡把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人效法的模范组织。人民解放军在林彪领导下，从研制原子弹的进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在1964年10月）到在1962年秋季与印度军队的边界战争中获得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胜利，在军事技术工作中表现良好。同时，林在部队中推行政治工作，以学习在《毛主席语录》中浓缩了的、教条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在毛的眼中，人民解放军成了实现了技术和政治最佳结合的组织，毛谋求扩大它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林彪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发展——还有这种发展所依赖的主席的权力。
也是从1963年开始，毛指导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九封“信”。这些论战的文件详细地说明了毛的论点，苏联已经蜕变成非社会主义的体制，毛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堕落到了“修正主义”道路。毛用这些信在中国广泛地揭露修正主义的论点，实质上是要摆明（有点转弯抹角地）他反对和他对立的同事的政策的理由。
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对象的刘少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1963—1965年之间，实行一种给人以非常深刻印象的恢复经济的方案，使1965年的生产恢复到“大跃进”前夕所达到的水平（几乎是在所有的地区。当然，在一些地区还超过了这些水平）。如前所述，这些领导人似乎尽力顺应毛的许多要求，同时疏导这些要求，使之对他们所重建的官僚主义的体制少起破坏作用。可资利用的文件表明，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忘记潜藏于林彪、江青、康生和他们的追随者的阴谋中的危险，但是似乎没有多少理由相信，在1965年以前，他们在根本意义上把这些危险看成威胁。
刘少奇、邓小平和与他们具有同样见解的同事，似乎把局势看成是困难的，但不是不能应付的。他们的这种估计最终证明是错误的而带来了灾祸。他们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毛，尽可能地限制他可能联合的伙伴在体制中的势力。因此，举例来说，1964年开始的在非军事的管理机构中建立军队型的政治部门以增强军队势力的企图，就像江青屡次想取得文化政策的权力那样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但是，当这个10年的中期临近时，毛本人把这一发展较少地看成是国家政策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摩擦，而是更多地从摩尼教善对恶的斗争这一方面去考虑。这种新看法自然大大地增加了风险，日益不安、心绪不宁的毛开始采取导致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步骤。
以上简要的综述指出了这一时期发生的四个主要变化：基本上团结一致的领导演变成意见有深刻分歧的领导；从完全正当的中国共产党统治演变成远不能欣然被接受的统治；党员从相对地有纪律、有生气的状况演变成意气沮丧、半信半疑的状况；从通过达成一致意见来处理党内矛盾的方式演变成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准则的分歧。总之，在1958—1965年期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论从它在党内所具有的组织手段来说，还是从它在群众中所获致的正当性来说，都丧失了它的某些主要品质。这些损失促成了深刻的意见分歧，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更详细的情况有如下文所述。
“大跃进”的根源
许多种力量促成了共同采取名为“大跃进”的政策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苏联发展策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些以经济问题为其核心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
由斯大林制定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用的苏联策略需要两个条件：计划体制首先将资源导向发展重工业，同时冶金工业要得到最优先的考虑；农村地区急需资金，又因需要提供资源以特别使重工业和一般地使城镇地区得以发展而被剥削。中国人仿照苏联人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他们的计划机构，以致在他们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人设法把他们将近48%的国家资本投资专用于发展工业，而同类的苏联数字却低于42%。问题出在等式的另一端——剥削农村地区以支持这种城市工业政策。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经将农业既用做出口货物的源泉，使政府能够为工业进口机器和技术，也用做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食物的来源。成百万的农民死亡，或者直接由于莫斯科把集体农庄制度粗暴地强加给他们，或者即使在1929—1932—1933年期间农业生产下降超过25%的时候，政府仍保持农业征购的固定水平，以致造成饥荒，不那么直接地致农民于死地。这种办法假定农业生产确有剩余，并设法使这些剩余产品用于政治领导的目的。
中国的情况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苏联。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57年中国的人均产量只有1928年苏联的一半，粮食产量是人均290公斤比566公斤；植物油产量是人均1.7公斤比3公斤。因此，苏联能够讨论如何保证最适当地支配稳定的农业剩余产品，中国则必须研究一种办法首先生产并增加这种剩余产品，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第二，在社会成分上苏联共产党员70%以上是城市居民，而中国共产党员则70%以上住在农村。两党社会成分上的差别可能多少使中国共产党更不愿采取以农村的痛苦和成百万农村居民挨饿为前提的策略。因此，1957年后期中国在探索一种可以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又使资本占用量多的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策略。1957年9月和10月初，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热烈地讨论这种策略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农业方面的因素。
农业上的问题是，在北京致力于国家向重工业部门投资的同时，如何说服农民增加他们的产量和销售的货物。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直到那时所遵循的方案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要利用政治的和组织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产量。但是党的第五位成员和地位最高的经济专家陈云却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他所推荐的解决办法：农民只对增加了的物质刺激，而不对强迫或思想上的劝勉作出反应。物质刺激不仅要使农民的产品得到好价钱，而且要使他们能用他们挣得的钱买到消费品。因此，国家投资必须或多或少地向轻工业方面转移，以便提供必需的消费品以实现这一农村策略。轻工业部门也要以相当的利润率相对迅速地周转资金，从而在相当时期内为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
陈云从根本上争论说，因此，在这种有条不紊的方法中，每个部门都能帮助其他部门，中国人没有必要把在部门之间的交易看做一种输赢相等的游戏。他还指出，要是他的建议被忽视（事实上是被忽视了），要供养大批大批高报酬的城市工业工人是不可能的。陈云1957年的策略在很多方面与苏联尼古拉·布哈林1927—1928年的策略相似；和布哈林被斯大林置之不理一样，陈云也被毛从中央舞台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