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94部分在线阅读

[15]斯特罗贝·塔尔博特编译：《赫鲁晓夫回忆录》[389]，第463页。关于在东欧强行设立联合公司体系的简短讨论，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的团结和冲突》[66]，第125页。
[16]毛泽东：《省市委书记会议总结》[510]（1957年1月），《毛泽东思想万岁》[507]，第85页。人们期待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于1977年4月在中国出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所编辑的第5卷包括1949年9月21日到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写的文章、讲话和其他著作。但是，《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和我们在这一章所引用的有关中苏关系和与斯大林打交道的言论则经过严重的删改。《省市委书记会议总结》的一种版本见于第5卷（第330—362页）中，但不包含毛泽东所讲他同斯大林辩论中苏条约的事。
[17]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511]（1958年3月），《毛泽东思想万岁》[507]，第163—164页，英译文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101页。
[18]《米高扬的讲话》（伦敦：《苏联新闻》[Souiet
News]，1956年），第8页。
[19]见赵冈和马逢华《关于卢布—人民币兑换比率的研究》[92]，载《中国季刊》[133]，第17页（1964年1—3月）；伍修权：《5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817]，载《北京周报》[568]，47（1983年），第20—21页。
[20]《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实质：国务卿的演说。1950年3月15日（摘要）》[743]，载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文件，1950—1955年》[741]，第2卷，第2466页。
[21]《龙云代表的发言》[487]，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第1403页。龙云也批评了苏联在战后在东北拆迁工厂设备的事，见麦克法夸尔《百花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493]，第50页。
[22]O.B.波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苏关系简史》[尤里·席洛科夫（译自俄文）][58]，第113页。关于苏联的工业建设计划，参见此处，又见本书第三章的讨论。
[23]关于朝鲜战争国际背景更详细的分析，见中嵨岭雄《朝鲜战争国际背景中的中苏对抗的根源》[542]，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4]，1（1979年1月）。
[24]国家安全委员会—48/1，2，1949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集》[547]，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家档案局；国家安全委员会—48—2，1949年12月30日，同上；国家安全委员会—68，1940年4月14日，同上。
[25]艾伦·S.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785]，第17—18页。
[26]施拉姆：《毛泽东》[630]，第263页。
[27]约翰·吉廷斯：《大国三角和中国的外交政策》[269]，载《中国季刊》[133]，39（1969年7—9月）。
[28]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785]，第45页。
[29]罗伯特·西蒙斯：《紧张的联盟》[663]，第102—168页。
[30]《金日成在朝鲜战争爆发之日的广播讲话》（1950年6月26日），载神谷不二编《战后朝鲜问题资料》[381]，第1卷，第309页。
[31]西蒙斯：《紧张的联盟》[663]，第149—150页；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785]，第58页；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672]，第654—655页。
[32]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785]，第68—91页，关于中国的备战和斯大林的悲观看法，见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周年》[831]，载《党史研究》[695]，1980年，第5—14页。根据这份材料，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是在10月2日。
[33]《彭德怀自述》[570]，第257—258页；英译本，第472—474页。
[34]《中国各民主党派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
[35]《彭德怀自述》[570]，第257—264页；亚历山大·乔治：《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军队》[265]，第1—2页。前几段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的引文，出自上书，第3—4页。
[36]《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关于龙云的言论，见《龙云代表的发言》[487]，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汇刊》，第1402—1403页。
[37]《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1964年2月29日。（译者注：引文据原件有所增补。）
[38]《每日新闻》[501]，1972年1月26日，驻北京记者安藤的报道。
[39]见姚旭的文章[831]，载《党史研究》[695]，1980年，第5、13页。关于苏联的贷款数字，参见此处。
[40]在1950年的建军节那天，北京各界人民庆祝“八一”建军节和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游行示威筹备委员会发布了主题为“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35条口号，其中第28条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一年以后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在18条建军节口号中，无一条说到斯大林，或苏联，或苏联共产党。
[41]《毛泽东思想万岁》[507]（1969年），第432页。
[42]波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苏关系简史》[58]，第117页。
[43]马克斯·贝洛夫：《苏联在远东的政策》[35]，第82页。
[44]对于苏联那时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一事，长期以来议论不一。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日本外务省调查局第一课《朝鲜战争的进程》[259]；西蒙斯：《紧张的联盟》[663]，第4章；伊豆贝元：《朝鲜战争中的中苏冲突：苏联抵制联合国因安理会的背景》[359]，载《军事研究》，10.3（1975年3月）。美国已准备在联合国对中国问题采取相当灵活的态度，见《美国对于因中国加入联合国各机构引起的问题的态度》[742]，载美国国务院《1950年的美国外交关系》，第2卷，第186—302页。
[45]经过复查，从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后到1957年7月《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定书》之间，中苏两国所签署和公布的各种条约、协定、议定书、联合宣言、联合公报以及其他这类文件，在1954年10月中苏会谈以前数目达29件，其中24件是在莫斯科签署和发表，在北京的只有3件，还有2件在哈尔滨；但此后时期的文件，包括作为这次会谈结果所签订的那些文件计37件，其中12件签署和发表于莫斯科，22件在北京，一件在旅顺口，一件在乌兰巴托，一件同时发表于莫斯科和北京两个地方。
[46]苏联在1950-1957年之间共给了中国81亿卢布（旧卢布），用于工业建设援助，其中包括下面211个项目：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和4月8日，1957年11月4日。）
　　1958年及以后，苏联继续应允另外的援助，接着在1958年8月增加了47个项目，1959年2月增加了78个项目，总共125个项目。那年的4月份，这些项目与从前的211个项目合并为新的166个项目。因此，预计到1967年由苏联援助而可以完成的工业建设总项目可达291个，200亿旧卢布。可是，到了1957年11月初，其中只有37个项目完全完成（《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建设中存在明显的延误。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在7月份忽然下令撤回所有专家，许多这类工业建设项目都停了工。苏联人到底完工了多少项目，其说不一。苏联的数字说是完成198项，而西方的材料认为可能完成了154项或130项。同样，对到1960年夏季中苏关系已经公开恶化的时候苏联贷给中国的款项总数（以美元计），也有不同的估计。莫斯科经常提到总数为20亿美元，并指出5亿美元是在朝鲜战争中给的，可是不清楚这5亿美元是否包括在20亿总数之内。有些西方的估计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所有贷款无论如何已在1965年偿清。
[47]见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142]（1955年4月19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59]，3。关于西藏协定的文本，见安贝卡尔和戴夫卡尔《中国和南亚及东南亚的关系的文件集，1949—1962年》[5]，第283—286页。
[48]见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4月19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59]，3。
[49]关于对万隆会议和周恩来在那里的表现的描述。见乔治·卡欣《亚非会议》[379]。
[50]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495]，第172—174页。
[51]这个口号在中苏争吵的过程中被莫斯科猛烈地攻击过。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时引用一句中国古老的谚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首先提出了这个口号。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