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4部分在线阅读

[28]关于从苏联得到最好的西方经验的早期中国人的主张，见苏珊娜·佩珀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574]，第364—366、374—375页；又见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1952年7月18日，载斯图尔特·弗雷泽编《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254]，第184—185页。
[29]简·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国的教育政策》[478]，第50—58页；马丁·金·怀特：《教育改革：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和20年代的俄国》[789]，载《比较教育评论》[187]，（1974年2月号），第112—128页；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运用苏联教育的总的情况，见艾琳·布卢门撒尔和查理斯·本森《苏联的教育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54]，载《世界银行职工论文》，288（1978年5月）。
[30]《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译文见胡实明（音）与伊莱·塞德曼编《展望新世界》[334]，第12页。
[31]曾昭抡：《新中国的高等教育》[722]，载《人民中国》[572]，12（1953年6月16日），第7页。
[32]曾昭抡：《新中国的高等教育》[722]，第8页。《国家统计局公报》，新华社——英语，北京，1954年9月13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92（1954年），第9页；约瑟夫·孔：《高等教育：选拔和入学的一些问题》[406]，载《中国季刊》[133]，8（1961年10—11月），第139—140页。
[33]《时事手册》，18（1956年9月25日），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428（1956年11月19日），第2页。
[34]曾昭抡：《新中国的高等教育》[722]，第8页。
[35]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社会主义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经验——一份研究报告》[576]，载《现代中国》[532]（1982年4月）。
[36]洛夫斯特：《中国的教育政策》[478]，第62页；陈锡恩：《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的和革命的模式》[105]，第35—40页。又见《光明日报》，1958年11月7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908（1958年12月5日），第1—2页；张健：《学习苏联经验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吗？》，《人民教育》，8（1957年8月9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105（1957年），第8—15页。
[37]R.F.普赖斯：《现代中国的教育》[588]，第102—106页；洛夫斯特：《中国的教育政策》[478]，第62页。赵重（音）、杨一帆（音）：《中国大陆的学生》[88]，第62—64页。
[38]见《十七年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收入彼得·西博尔德编《中国的革命教育》[649]，第7页。（这次会议报告的原文尚待找出。）
[39]关于这种指导思想应用于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和毛泽东容忍这些行为的情况，见佩珀的《中国的内战》[574]，第246、250、255—256、258—260、269—275、325—327页。
[40]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7条为“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译文见林迈可《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459]，第194页。
[41]如陆定一：《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485]，载《人民中国》[572]，8（1950年4月16日），转载于弗雷泽编《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254]，第90—91页。
[42]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载《人民教育》（1953年1月），译文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38（1953年3月25日），第2页。
[43]这些声明载于弗雷泽编《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254]，第104—110、136—158；更完整的选录见《当代背景材料》[735]，第107、167、169、182、185、213页；陈锡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04]，第30—79页。
[44]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第3页。译文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69（1953年），第30页。
[45]陆定一：《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485]，第89页。
[46]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第6页。
[47]新华社——英语，北京，1950年9月27日，载新华社《每日新闻发布》[550]，香港，1950年9月29日。
[48]新华社——英语，北京，1952年9月26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20（1952年），第11页。
[49]同上。
[50]新华社——英语，北京，1950年9月27日，载新华社：《每日新闻发布》[550]，香港，1950年9月29日，第8—9页。
[51]新华社——英语，北京，1953年9月27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62（1953年），第9页。
[52]《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69（1953年），第33页；郭沫若当时是政务院文化教育事务委员会主任。
[53]同上书，第34页；这几项任务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重申。新华社——语，北京，1954年9月24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96（1954年），第13页。
[54]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第6页。
[55]同上书，第5页。
[56]新华社——英语，北京，1956年6月20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400（1956年），第24页。张健：《更多的人上大学》[80]，《人民中国》[572]，22（1954年11月16日），第23—24页；《教育部关于师范学校今后设置发展与调整工作的指示》，新华社，北京，1954年6月19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844（1954年7月9日），第33—34页。
[57]《速成中学》，载《人民中国》[572]，8（1955年4月16日），第39页；《国家统计局公报》，载《人民中国》[572]，20（1955年10月16日），补编8。
[58]重印于罗伯特·鲍伊与费正清合编的《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76页。
[59]如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重印于鲍伊与费正清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128—144页。
[60]郭沫若：《“百家争鸣”万岁》，载《人民中国》[572]，17（1956年9月1日），第7—9页。
[6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第1版。
[62]《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载鲍伊与费正清合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125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新华社，北京，1956年3月30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266（1956年4月12日），第3—7页。新华社——英语，北京，1956年6月20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400（1956年），第19、22、24页。
[63]《速成中学》，载《人民中国》[572]，8（1955年4月16日），第39页。
[64]重印于鲍伊与费正清编的《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310页。
[65]麦克法夸尔编：《百花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493]，散见各处。
[66]新华社——英语，北京，1956年6月20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400（1956年），第21页。
[67]载《当代背景材料》[735]；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7年6月26日。重印于鲍伊与费正清编的《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311页。1952—1959年每年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新生的人数，见约瑟夫·孔的《高等教育：选拔和入学的一些问题》[406]，第138页。当时宣称的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能升入高中的情况，掌握的统计数字不能证实，显然这些数字的确表明1954—1955年的升学率下降了（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43]，第48页）。这种宣称也许可理解为打算继续学习的初中毕业生都能升入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