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3部分在线阅读

“有人”正在谈这些或更多的问题，而且刚好是在1957年5月这一个集中批评的月份中谈的。[65]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员在内的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在他们的批评中弹奏出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和谐的调子。1949年以后的新秩序没能赢得知识精英的拥戴，他们尤其憎恨教育制度中强加给他们的变化。
此外，教育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仍保持1949年以前的那种两分状态。苏联模式在高校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级，它被认为取代了西方的影响。但是这个新模式也像从前的模式一样，它的基础是没有文化的群众，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无力改变这种情况。按照高等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所说，1956年总人口的78%仍是文盲，只有52%的学龄儿童上了小学。[66]
通过统一和标准化以提高质量的要求，只能在减少学生人数和降低受过训练的教师与学生人数的比率时才能实现。因此，在严格地应用苏联模式的情况下，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甚至更要拖到将来，这是把自己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共难以接受的选择。让每个村都有一所学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延安宗旨，即不必为程度一致而过分操心，因为一致的程度只有国家支持的，并配备受过适当训练的教师的学校制度才能达到。短期的解决办法是传统的村学，虽然它在新时期的形式是民办学校，即
不是由国家开办而是由农村合作社有组织地开办的学校。
重新考虑延安经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学教育的结构变了。前面已经指出，虽然到1955年，大学明显地已经不能继续无限制地增加入学人数和保持所需要的质量，高等学校对学生人数的需求仍超过了中学毕业生的供应人数。在整个1956年，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仍能进大学，大多数初中毕业生——1954—1955年的除外——都能升入高中深造，或者据说是这样。
但是，周恩来1957年宣布，这种形势无论如何是“暂时的、不正常的”，不能继续下去。从1957—1958学年开始，高等院校和高中招生的人数将少于应考的人数，以后还将继续这样做。换句话说，够条件的投考生总数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更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人数。以后日益增多的年轻人将不得不缩短学习年限而参加生产劳动，这种命运已经在1954年和1955年的初级中学中引起了“紧张”。[67]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感到小学教育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抱负因中学没有相应增长而得不到实现。教育部长在1957年初期提醒大家：“小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全部逐级升学的现象，不仅在今年，并且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也将存在。”即便是小学、中学已经普及而每个人都已“成为知识分子”，他们以后仍要习惯于从事生产劳动的观念。社会不能只有知识分子而没有农民和工人。面对就业机会和中学名额都不充足的结构性问题，教育部长希望家长和地方组织帮助青年人，“如果一时找不到职业，就应当参加家庭劳动和在家自学”。至于教育内容问题，他建议各级学校加强职业训练。[68]
到1957年，政府必须正视另一个潜在的破坏性问题（教育发展的症候）——即设计出中等教育的合理形式的必要性，中等教育对有些学生将是入大学的准备，但对绝大部分学生将是最后的和面向就业的学习。当谁的孩子能继续学习，谁的孩子不能学习变得明显时，这种区分的界线就更引起人们的争议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教育制度把三种遗产调整并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企图显然失败了。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对专业化的新的要求使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这就使现有的知识精英能无限期地在将来存在下去，因为到1954年就已经清楚，如果要完成学术计划和达到学术标准，党最初提高工农的大学入学率的愿望和一些新颖的入学政策就难以实现。
所以1949年以后的新一代大学生也毫不奇怪地具有他们前辈的那种反当局的观点和价值观，这在1957年5月的大鸣大放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甚至批评有节制的入学政策不公平，这种政策优先照顾了五种考生（工人、农民、特定的军队人员、革命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虽然只有他们的条件在其他方面可以一争高低时才能照顾。在“反右运动”中，学生的批评遭到官方的断然反驳，运动以统计数字说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公平现象仍远没有消除。大多数大学生仍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家庭。到1956年9月，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当中只有34.29%是工农出身。在这些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中，工农出身的比率分别是17.46%和5.92%。[69]
与此同时，满足广大群众即使是最基本的教育需要的唯一手段是一种根据与高等学校推行的原则迥然不同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数量日益增多的受部分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推广小学教育的运动造就的。因此，尽管有与这种情况相反的动听的言辞，在20世纪初期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和西方学说的传入而扩大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在共产党统治的最初10年期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种动听的言辞依然存在，它被农民党员占69%的执政党广为传播，同时制度内部形成的压力也依然存在。这样，就为把两种文化的有冲突的要求合成一个单一的一体化制度的更为激进的企图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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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附录G，教育部分[130]，世界银行文件（1981年6月1日），第1页。本章第一部分论述1949年以前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见《剑桥中国史》[73]，第13卷，第8章。
[2]同上。
[3]关于现在和过去的男女人口之比，见《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8日；《中国日报》，北京，1982年11月9日；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67]，第375—377页。最系统地估计过去识字率的尝试，见伊夫林·罗斯基的《中国清代的教育和民间识字状况》[600]，第23页及其他各处。
[4]彼得·西博尔德：《群众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载《中国季刊》[133]，48（1971年10—11月），第642页。
[5]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67]，第373—375页。
[6]比如，宫崎市定：《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531]，第3页；钱穆：《中华帝国的传统政府》[127]。
[7]罗斯基：《中国清代的教育和民间识字状况》[600]，第95、183—193页。
[8]《中国清代的教育和民间识字状况》[600]，第44—53、125—139页。
[9]见西奥多·E.萧：《中国近代教育史》[317]。
[10]罗斯基：《中国清代的教育和民间识字状况》[600]，第163—165页。
[11]国际联盟教育专家考察团：《中国教育的改革》[428]。该报告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作，依据的材料是作者们1931年秋季在中国停留的三个月中搜集的。报告的几个作者是欧洲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柏林大学的C.H.贝克尔教授；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主任福尔斯基；巴黎法兰西学院的P.兰格文教授；伦敦大学的R.H.托尼教授。
[12]《中国教育的改革》[428]，第21页。
[13]同上书，第65—67、92—95页。
[14]《中国教育的改革》[428]，第151页。
[15]同上书，第76—85页。
[16]同上书，第99—100页。
[17]同上书，第130—131、141、151页。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英文）[502]，第5卷，第53—54页。
[19]西博尔德：《群众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第650—652页。
[20]《解放日报》[126]，1944年4月7日。译文见林迈可《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459]，第56页。
[21]林迈可在他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459]第38页举出一个例子。
[22]同上。
[23]《关于“民办公助”小学的研究和试验的指示》（1944年10月2日），见《现行法令汇编》（晋察冀边区政府，1945年12月15日）。译文见林迈可《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459]，第103—104页。
[24]西博尔德：《群众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第663页。
[25]《解放日报》[126]，1944年5月27日；译文见林迈可《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459]，第60—61页。
[26]西博尔德：《群众教育中的延安革命》[650]，第658页；关于这些创新和它们的更大的背景，又见马克·塞尔登的《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646]，第267—274页及第6章。
[27]《解放日报》[126]，1944年4月7日；1944年5月27日。译文见林迈可《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问题》[459]，第56—5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