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1部分在线阅读

1927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示了一些即将到来的事情，其中记载了县教育局和发展中的农民运动之间的一种争执。前者要求把教育经费用于建立现代的洋学堂，而后者想用这笔钱支持他们自己的夜学和“农民学校”。结果教育经费常被分成两部分。[18]
但是争执中表现的更大的冲突却不那么容易解决。毋宁说，它提出了从当时到现在的整个中国教育史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的根本性论题。这一论题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的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边区的教育体系经历了旨在提高质量和使教学内容标准化的“正规化”时期。按照1942年发布的指令，这一点要在小学做到，办法是减少学校的数量，撤掉最差的和加强较有成绩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确定为“中心”学校，这是在以后年代将要发展的有争议的重点学校制度的先驱。最好的教师和设备集中在中心学校，中心学校负责领导邻近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
边区的六所中学由边区教育部直接领导，都遵守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中学的入学条件变得更加严格，有规定的年龄限制，入学考试必须通过笔试。教师必须限制课外活动，增加授课时间。[19]
在宣布实行新制度的指令正式颁布以后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对新制度的批评。批评的对象据说是由前东部沿海地区知识分子组成的教育局，这些人正在试图把自己那一套受西方启发的教育标准应用到边区学校里。以后的批判宣称他们的努力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不适用。但是批评也全面地指出了教育发展的两难处境：当时的目标是城市化的西方经验所规定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地区却绝大部分是非西方的农村社会。出现在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上的批评可以当做十几年前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的解释，并且是以后数十年里被许多中国邻国的行政官员无数次反复重申的问题：
“旧教育制度（废科举与学校以后的教育制度）因为要学外国，留学就成为它的灵魂，国内的一切几乎都是留学的预备性质，处处以外国为模型，所以它的基础不是立在脚上，而是立在头上的。留学制度在中国有过它的进步作用，我们不应一般地否定它，像那些伪善的爱国主义者那样，他们是愈讲复古就愈离不了外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使教育的基础生根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间。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种最广大的群众的教育，和一种为了群众的干部的教育。我们目前的这两种教育，与旧制度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都不是预备性附属性，都不是为了升学，都有其独立的明确的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上的目标。”
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是发展中的边区教育制度的正规性质，即让学生从小学升到中学，再沿着教育的阶梯深造。可是小学毕业以后只有少数人能继续学习，而大多数学生必须回家，以致使他们所受的新式现代教育无用武之地。他们不满意，不愿意工作，“实际比从没进过学校更坏”。[20]
1944年采用的纠正办法扭转了边区学校朝正规化发展的趋向。目标是创造更适合农村根据地的教育形式，因为边区的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分工不发达”，甚至孩子们也得参加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民办学校是解决以下问题的办法：努力鼓励更多的农民送子弟上小学，同时减少小学的数量以改进其质量。
民办学校由村民自己提供财政来源，自己管理，它们与其说是一个创新，不如说是一个未中断的传统——私人办的旧式村学——的修正形式。民办学校可能从地方政府得到一些钱。但由学校为之服务的村落负责维持和供给学校，并照顾教师的需要，就像农村维持私塾那样。还存在的私塾几乎没有困难地可以转变为新式民办学校。[21]由地方人士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与地方官员一起管理学校，这样就消除了对被取消的政府最低一级教育机构的需要。
校历和假日取决于农时的要求，以便孩子们可以继续像传统的村学那样在帮助父母的同时学习。学校的课程集中在农民更愿意接受的科目上：基本的识字训练和算术，外加可能的实际知识。在地方村民希望学校继续使用旧的儒家课本作为教育基础的一些村庄引起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指导方针是指示地方官员劝说村里的教育委员会，使他们相信儒家的传统教育不再有任何实际用处。[22]
事实上，对乡村新式学校更恰当的描述是“民办公助”。民办离不开公助，有一个指令对民办学校提出如下的警告，即民办仍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不能放任自流。具体地说，公助意味着对行政、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实行领导，并负责教师的使用和培训、教材的印刷及费用的补助等等。[23]
但是发展新式学校的口号是“反对旧式的僵化”和“反对教育的正规化”。目标是要为每个地方找到一个当地群众都能接受的教学方法。民办学校就是根据有意识地向家长和学生征求的意见而相应地以多种方式和形式建立起来的。根据统计，这项创新的结果使边区正规小学的数量从1940年1341所的最高记录减少到1946年的357所。同时，民办学校增加到1038所。[24]
在中等学校，把边区学校转化为大学的预科院校的目标也被取消，因为它不能适应时间和地点的需要。新的标准化课程和入学手续被修订，以便向学生提供定期的教育，使他们在以后能补充边区政府、军事部门以及生产单位对人员的需要。年龄的限制被取消，地方干部比近期的小学毕业生优先入学。
着眼于实际的需要而重新拟定了课程，即与战争和生产技术有更直接联系的课程。标准化课程中的19门课减少为8门。但是新制度的特点是灵活性：
“各级学校的年限，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少则不满一年，多则三年四年；旧六年制小学的高级两年，则可斟酌情况并入初级干部学校，作为普通中学的预备班次，或作为独立的训练班……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学校中，程度不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各级学校的严格衔接也是近于不可能的，但是这完全用不着忧虑。”[25]
随着边区教育部降格为一个咨询部门，中央和地方一级教育官僚机关的权力被绕过。从此教育政策在边区政府主席的权力之下颁布。管理中学的职权从区下放到区以下的政府，以便大力加强学校和地方政府及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学校要训练它们现有的和将来的干部。[26]
学习苏联
对1944年教育改革运动的目标有十分清楚的阐述：创造一个更适合战时农村根据地生活和工作直接需要的制度。《解放日报》在评论改革措施时宣布：“因为现在而忘记将来是不正确的”，但是“因为将来而忘掉现在尤其错误”。但是评论承认现状“不是我们的理想”。将来我们一定会碰到从这类学校转入另一类学校或者需要教育正规化的问题，并且也一定会找到新的解决办法。[27]
在以后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中共将发现自己不仅仅领导落后的边区，而且将领导全国。必须设计适合远为复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新的教育形式。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再加上对这项任务的紧迫感和缺少准备，使党的领导人干起他们最近刚批评过的别人干过的同样的事。结果是以其前辈已显示出的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热情去模仿另一个外国——尽管是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既然西方（即英国和美国）最好的科学和技术已被俄国人吸收，因此“最快最好的道路”就是直接从苏联接受提取出来的精华。既然教育和工业是应用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机构，它们的组织和管理也要按苏联的模式来改造。[28]
这条道路带来的许多困难之一，当然是苏联教育本身由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全面批评“斯大林模式”，很快就处于转化状态。另外，斯大林的模式是为适应工业化的紧急需要而作出的谨慎的反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教育中采用的革命性试验被否定，排斥资产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章程被取消。尽管如此，新近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者还是寻求采纳更加谨慎的苏联模式，而没有明显地考虑到它所体现的对他们来说并不适合的东西。[29]
学习苏联的努力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明显，而西方的影响在前几十年曾统治着这个领域。国有化是第一位的。根据不同材料，中国高等院校这时的精确数目有所不同。但是按照教育部长马叙伦的说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高等院校（不包括新的干部学校）共有227所。其中138所为国立的，65所为私立的，其他24所则由外国教会组织创办。这个体系的特点也是地理分布不平衡，学校集中在沿海城市。50年代中期，37%的高等学校位于华东地区，仅上海就占了25%。只有约15%设在主要为农村的老解放区。[30]
到了1952年末，大多数外国教职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所有私人控制的学校被取消。这样就为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沿苏联路线调整铺平了道路，这项工作在下一年基本上完成。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更专业化的分工。最明显的是取消了美国式的文科学院和美、英大学对学生特有的通才教育。换句话说，苏联的制度旨在造就数量更少的难以使用的文科毕业生，而培养更多的经过训练就能直接参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就这样明显地分为几种院校，每种院校各有自己专业上的职能。这项工作是通过取消文科学院和把较大的大学中的文科和自然科学的系剖分开来组成新型的综合性大学的核心而完成的。旧大学保留下来的系、学科和学院重新组成独立的技术学院和（或）并入现有的同类学院。20所新的专科大学通过把旧大学分割的办法而成立了。只有13所综合性的文、理科大学保留下来，它们相当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和上海只各有一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另外建立了26所各种专业（如炼钢、采矿和地质）的工程学院。这个时期保留或重新组成的其他专业院校包括农林、医药、财经、教育、政法以及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等方面的院校。[31]
由于高等院校的这种调整及伴随而来的新的全国学生入学及工作分配计划，专攻技术与工程等专业的学生从40年代后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上升到1952年的35%。到1953年，主修工程、科学、医药及农业的学生已达到当时21.2万名学生总数的63%。师范院校的学生占另外18.8%。此后这些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32]
苏联模式就这样最终把通才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式的专家。在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曾发现大多数大学生仍准备在政府部门中寻求自己的前途。1949年以后，职业的选择首先由党来安排，到1956年6月，1070万名党员中只有11.7%是知识分子。[33]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前途被重新引导到新的苏式高等教育制度为他们准备好的高度专业的领域。文人和公职的传统联系最终被切断了。
院校内部的组织按照苏联的做法，通过把大学的系细分成若干专业而进一步专业化了。新的系倾向于比西方的系范围更宽，而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结果是，在校大学生学习的面小了，并较早地开始了专业化，其具体的目的在于职业训练。
进一步仿效苏联做法的措施是为各个专业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科书。对规定教学计划方法的一种较早的说明做了如下描述：每种教学计划都包括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每种课程都有精心拟定的教学大纲，规定课程的具体目标，开列学年或学期学习的种种细目。大纲还详细列出分配给每一细目的时间和每节课讲授的确切教材。教科书根据大纲编写。这样，国家高等教育所有院校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就实现了。[34]
中国的高等院校从1952年开始使用这些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时宣布的目标是，最终都必须采用教育部制定的统一的教学计划。1980年，大学的行政人员在会见来访者时回忆说，50年代规定的教学计划必须遵守，“它好像就是法律”。[35]对全国正规的小学和中学，也准备了类似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计划。
1952年9月，在最高的行政层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高等教育部，这也是仿效苏联做法的一个措施。苏式结构最基层的单位是“教学研究组”，它的职能之一就是确保每位教师照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授课。所有的教师都组织到自己教的那门课的教研组，每个专业组成一个或几个组。每个教研小组通常由10至20个人组成，负责监督备课，培训青年教师，交流经验和信息，推广新的教学方法，开展相互批评和作鉴定、领导研究工作和培养研究生。
与学习苏联的形式和结构相辅相成的，是使这些机构和形式发挥作用所必需的人员和知识。按照一种估计，50年代有多达3.8万名中国人到苏联学习和受训，其中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当美国人和欧洲人撤离中国时，苏联专家、顾问和教师反方向地来到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1万名苏联公民在中国担任各种工作，其中将近600人在高等院校任教。此外，苏联的教育工作者帮助设立新课程和参加编写新教材。[36]
用于新设、原有课程的苏联教材和教学计划都翻译过来用做参考材料以及制定中国教材和教学计划的蓝图，有时干脆照搬其中的内容。中国科学院组织翻译，并吸收了2700名中国教育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全力工作的领域表明正是依赖苏联知识最为严重的地方：58%的翻译工作是翻译工程和技术方面的著作，其中14%是农业著作；24%翻译纯科学著作，只有14%翻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
一项研究表明，1954—1957年期间中国出版的全部书籍中，从俄文翻译的书占38%—45%。从其他语种翻译的占3%—6%。到1956年，从俄文译为中文的教科书约有1400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用的教科书。很多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用的中小学教科书都是根据苏联原文改写的版本，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各种水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教科书的内容也自然要按新的社会主义和亲苏的倾向修订。中学以上的外语教育从教英语改为教俄语。[37]
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也被广泛地学习和仿效。这就为机械的模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根据以前的教师和学生的回忆，有些尝试更值得称赞。苏联的五分制，相当于美国的A至F的五个等级，代替了以前使用的更精密的百分制。另一追随苏联的做法是1955年宣布的设立高级学位制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是两所为培养副博士的计划做准备的机构，一些学生在这期间在那里入学。
口试连同口试的摆设也是仿效苏联的。远在昆明那样的城市的大学生进行口试，坐在铺有桌布的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鲜花——“因为苏联是这样做的”。广泛地组织起来的课外活动也是中国教育中的新事物。例如，课外活动之一是以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命名的米丘林小组。小学的班级组成这种小组，负责照看教室绿角里的植物。学生们被鼓励去学习苏联英雄的精神，他们的生活与功绩在50年代一代青年中的知名度就像中国60年代的雷锋和其他模范人物一样。
但是，不加批判地模仿带来的危险，最明显地表现在教育领域以外的一个事例中。追随苏联在二次大战后用来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中国在一段时间里的确把多生孩子的妇女褒奖为“英雄母亲”。教育界内部这种模仿的后果大多还不是这么荒谬，但肯定同样引人注目。这是因为苏联输入的做法在很多方面与它在社会上层取代的受西方影响的制度和40年代在延安建立的乡村模式完全相反。党的领导人不久就发现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容易转而接受新制度。党内也保留着维持延安经验的使命感，这无疑是产生延安经验的中国的“客观”环境造成的。苏联模式还需要容纳中国人口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制度还不准备这么做。
50年代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