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62部分在线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已在本书上卷《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的书目介绍中加以讨论，本书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写时未获得的更多资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来，学术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丰收。（按照中国史学界年代分期，“现代”指1917—1949年，“当代”指1949年至现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种是现代文学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学史料》，重点登载了茅盾的回忆录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此外还有若干专门的鲁迅研究刊物（1981年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部头《中国文学家词典》正由北京语言学院刊行：现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载有405位文学家的传记；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载有582人的传记。本章提到的公认为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瑶和刘绶松所著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再版印行，一批新专著也已出版。
一个新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档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来的档案中心将设在北京附近16世纪建成的一个古庙内。据《中国文学》（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馆藏“将包罗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参考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以及他们各种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资料”（第137页）。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也许是最具雄心的计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丛书，该丛书将收有关于文学运动、社团、争论以及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资料，附刊载在报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这个大项目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学的学者的一项共同研究计划。这套丛书完成时（计划在1985年完成），数量可达数百卷，将成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国及西方学者和研究者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宝库。
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释质量不一定配得上极大的数量，虽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现毛泽东思想意识少些，但是没有放弃过去30年连续不断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基本马列主义框架。近来出版的大多数专著仍然往往会着重研究30年代文学论争和党领导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在延安文学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学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别是在战时重庆和沦陷区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在现代时期的作家中，鲁迅仍然是占据政治上奉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伟人，虽然少数研究专著（如刘再复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爱读的传记《鲁迅传》）试图从人的角度更客观地描绘鲁迅。
近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鲁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似乎在中国文学史中默默无闻。30年代初一度发展起来的诗的现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开始在中国吸引学者兴趣，部分地是近来集中在“朦胧诗”的年轻实践者的争论的结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达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诗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学更大的遗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学遗产在台湾准许阅读，而其他大多数作家，包括鲁迅，被目为“共产党”，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颇为大胆的学术丛书，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数约30卷，是机智地避过官方禁令的初次尝试，虽然各卷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推进作为社会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学，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和政策反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迎接这种挑战，他们近年已能同他们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触。从这类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近年（出版或准备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事》；葛浩文著《萧红评传》（据作者英文专著《萧红》扩充和修订）；杰弗里·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沈从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论文《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的修订稿）和胡志德著《钱锺书》。这些学者不是访问过研究对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对象生活所在地点进行研究，或两者兼而有之。继这些学者之后，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已就吴组湘、老舍、萧军、艾芜和丁玲这样一些人物和就自传文学和象征派诗这类一般论题，在中国进行研究或访问。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集中的一般领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尽管社会政治环境令人窒息，这个时期的作家却多产，并且艺术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论战和活动已不为西方学者广泛研究，保罗·皮茨科维奇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和安东尼·凯恩最近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是显著例外。40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卷入战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战时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翻译。茅盾的小说，如《蚀》和《腐蚀》，尚未翻译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说《寒夜》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译成英文。重庆战时戏剧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极重要课题。沦陷区上海文学界在爱德华·冈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中，在学术上初次得到论述。延安文艺界成为戴维·霍尔姆的研究课题，此人曾就延安秧歌运动和鲁迅遗产写过论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邦尼·麦克杜格尔根据较早的1943年文本的审慎的新译本。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战后电影业，已由保罗·皮茨科维奇、保罗·克拉克和其他人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资料加以研究，电影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仍然有待评估。（杰伊·莱达著《电影》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电影的著作，有严重缺点。）总之，这整个时期为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
一个新领域的发展也可由研讨会和会议之类集体学术活动判断。自1974年在哈佛大学举行开拓领域的研讨会和会议——成果为《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默尔·戈德曼编）——以来，已举行过六次国际会议，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时期有关。这些会议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由罗伯特·鲁尔曼组织。1982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为题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专门题献给丁玲和艾青（后者亲自参加了会议），载有欧洲、美国及中国学者写的论文29篇。第二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鲁迅及其遗产”，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尔举行。由李欧梵编集的会议论文集目前在准备中，收论文12篇，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和思想的范围广阔的影响及其在世界文学中受接纳的程度。最近的学术会议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批判探讨”研讨会。约20位学者讨论运用西方批判理论分析“五四”时代早期至现在的有特色的中国短篇小说的可行性。研讨会标志了首次把精选小说的内在结构作为文学文本而不是作为历史文件或作者的传记资料来进行持续的探讨。
学者也可利用载于温斯顿·L.Y.杨和内森·K.毛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欣赏指南》的书目提要；唐纳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书目，1918—1942年》。
包罗最丰富的现代中国小说的英译样本是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现代中国诗的样本是许芥昱译编《20世纪中国诗集》，现代中国戏剧的样本是爱德华·冈恩编《20世纪中国戏剧选集》。
第10章书目提要，见前书目提要2和10。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尽管紧张并明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未开发的部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最佳的全面写照，大概仍然是当时在中国采访的两个美国记者写的著作：白修德和贾安娜著《中国雷鸣》。这部著作批评国民党，但作出的总评价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学术研究著作证实。关于这一时期的包罗最丰富的著作是，现代中国著作最丰富的史学家吴相湘撰写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两卷。虽然披露的资料有用，但是吴著在批判解释或分析上显著不足。分析较充分并有有关国民党战时势力的有价值史料、特别研究军队派系倾轧和政治败坏的影响的一部著作是，齐锡生著《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易劳逸在他所著《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17—1949年》中也持批判态度看待国民党。质量上和对国民党评价上各异的论文专题集，有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当地曾对国民党作过一些最锐利的分析，他的战时文电稿已由周锡瑞编成《在中国的失机》一书出版。另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佩克，从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评价战时中国；他的著作《两种局势》是一部罕见和令人爱读的作品，充满讽刺幽默和与中国老百姓的同感。
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方面，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迪克·威尔逊著《两虎相斗之时：中日战争史实，1937—1945年》是一部普通读者爱读的著作。叙述各次战役颇详细的一部国民党官方著作是许朗轩和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编的国民党国防部出版的多达101卷的中文《抗日战史》的要略。若干较短的中文军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和国防部战史局编《中日战争史略》。
美国在华的军事作用，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持下由查尔斯·
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执笔写成的三卷史给予接近定论的论述。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后写成三卷史的书名是：《史迪威赴华使命》、《史迪威指挥问题》和《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史迪威将军是战时在中国的主要美军将领，是巴巴拉·W.塔奇曼荣获普利策奖的传记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的传主。在广阔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国在华作用的著作，有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关于中日战争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书第1章和第10章书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时期国民党中国国内政治史甚少受到学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蒋介石的中国：政治研究》，钱端升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和劳伦斯·K.罗辛格著《中国的危机》，后者是一部面宽而不太详细的著作。
抗日战争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通货膨胀，在三部研究专著中得到熟练的处理。张嘉璈著《恶性通货膨胀，1937—1945年中国的经验》，周舜莘著《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和杨格《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杨格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也写过一部有关美国与战时国民党中国的经济牵连的极佳历史著作，《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广泛地提供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现代经济部门的简明而资料充实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区域的经济政策及其激起的反应，是浅田乔二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之中国——中国被占地区经济之研究》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会方面，几乎没有被触及，而大有希望用来阐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详细研究，40年代尚未在国民党区域开始。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5年
本章书目提要不拟重复在本书第4章书目提要或在上卷书目提要中已经提过的书目。也拟避而不提在本书第14章书目提要中论述的毛泽东著作和传记研究专著。
涉及1921—1949年整个时期的大规模文献汇集尚告阙如。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门著作。对于赵国俊著《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这种评价也大致同样正确。到60年代，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卷，1921—1937年；第二卷，1937—1949年）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丰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资料的指南。也有用的编著是路康乐等编《中国红军，1927—1963年：有注释的书目》。
党史文献及其他资料在中国已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出版。然而，由于这个主题有许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后于大多数传统学术领域，而且有些书籍限“内部发行”。一部专门的党史定期刊物是《党史研究》。两套不定期出版的丛书是《革命回忆录》和《党史研究资料》。此间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年的八卷文献集是《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类似的资料集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卷。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发展是莱曼·P.范斯莱克著《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研究的课题。第二次统一战线发展中最有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事件——西安事变——当时由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真相》加以报道，最详尽的著作是吴天威著《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也见吴天威载在《现代中国》季刊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上的西安事变新史料综述]。
为系统地提出有关20世纪这第一次大农民革命的理论，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年》作了开拓性工作。反对约翰逊所持的中国共产党胜利主要基于战争引起的爱国动员而不是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内的革命需要的论点的，有谢尔登著《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这部著作从研究陕甘宁边区得出一般结论。阐明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冈铁哉著《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片冈铁哉认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基层组织和非政治性的组织网周围加上了“钢框”；而在中国城市，民族主义的责任使蒋介石既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共行动，也不能与日本媾和。这些早期论述可被认为充其量也不过是部分正确，因而作为全面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些研究共产党根据地的著作提供历史观点：斯蒂芬·艾夫里尔著《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拓》和《多山地带的革命：江西省共产党运动的兴起》，罗伯特·马克斯著《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1630—1930年》，和琳达·格罗夫著《革命中的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年》。研究各敌后根据地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凯思林·哈特福德和卡尔·多里斯研究晋察冀边区，陈永发和格里戈尔·本顿研究华中根据地，和戴维·保尔森研究山东根据地。补充谢尔登的陕甘宁根据地研究的，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和由安德鲁·沃森译为英文的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抗战时期在共产党根据地内及周围的许多观察家的报告，集中在战争头几年，然后集中在最后两年。战争中期最困难的几年，西方人士几乎没有观察敌后根据地，林迈可的著作，特别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除外。从在中国出版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如《彭德怀自述》和薛暮桥著《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之类的样本。1984年8月召开的抗日根据地研究国际会议将出版更多的著作。
关于在台湾的调查局档案资料的种类和使用指南，见多诺万、多里斯及沙利文著《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资料》。官方日本军事史《华北治安战》两卷充满有价值的资料。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国对外关系》载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很多，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关系的资料。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著《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渊源，1944—1946年》中的看法，被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的几篇论文所沿袭，直写到1949年。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前两章分别关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运动的书目提要已记述到现在为止可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内战时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资料。学者可有把握地期望更多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从南京、台北和其他各地的档案中出现。
1949年以前军事史诸方面的研究著作选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办下翻译成英文。这些研究著作原来是在台湾根据当地可利用的军事档案资料写成的。这些著作选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标题为“英译中文军事研究著作和资料”。
也可从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的资料是1945—1949年时期美国领事馆的报刊译文系列资料。这个系列包含若干国民党城市的报刊和共产党控制区的电台广播，但包含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新闻出版物的材料不多。最重要的共产党新闻出版物是《解放日报》和《群众》杂志。这个系列也没适当地包含新闻杂志。这个时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评论报》。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的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上述资料来源，连同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对外关系》，反映在国民党城市获取的有关共产党和战争本身的资料不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个事实，后来的历史学家，当他们查完现在可获得的有关这两个题目的大量档案资料时，可能疏忽。
关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本书目提要2/10指出的，已有大量著作。关于“丧失中国”的历史研究问题，最近的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是韩德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该专著把来华基督教差会、中国人反差会事件、美国排华运动及中美外交关系置于共同的框架之内。关于40年代美国在华战争活动的基本叙述，有查尔斯·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的官方中缅印战区史三卷。关于这个时期的最一般的背景读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一部附有长达60页的关于美国手稿、政府档案、发表文书、情报报告、学位论文、口述历史、文章及著作的书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的争论，1949—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