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46部分在线阅读

[86]《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758—814页。
[87]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81—90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年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页；关于周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页；埃德温·W.马丁：《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1981年11月号，第13—16、32页。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1912年（当时毛泽东18岁半，在革命军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1949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从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绝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1]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23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2]？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联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3]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4]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5]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做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6]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中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7]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8]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9]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年3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10]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11]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谥号。[12]
尽管如此，1917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绝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13]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4]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15]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6]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7]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绝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18]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20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19]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东在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20]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