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17部分在线阅读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111]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112]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82%。
表12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务机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页。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表13　1938—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214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c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和b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业危机。[113]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114]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第593页表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繁。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115]
表14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1938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0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1940年，只有大约42000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1940年每月大约有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1/3。[116]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117]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118]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119]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14%，1945年平均为67%　。[120]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元；政府的铁价为30000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121]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1944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开工。重庆80%—90%的钢铁厂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家机械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250家煤矿中，大约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122]
到1945年3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123]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1944年11月与1945年5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124]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资本的70%，工人的32%和马力的42
%。[125]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126]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127]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128]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129]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130]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131]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132]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133]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