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68部分在线阅读

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在1920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后，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农民们种植花生。[74]在1900年至1937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75]棉花的种植也遍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希·奥特观察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76]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年进行的，但涉及的时间超过25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黏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黏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77]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加，此后下降了。[78]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79]许多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19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80]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1922—1924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48%的农产品。[81]同样，卜凯在1921年至1925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料，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82]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83]扣除包括消费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绝非罕见。[84]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85]另一方面，大农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农业危机
在1920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86]
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道：“回顾这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87]到1931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个省，包括大约2.8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3[88]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1867—1949年a
续表
a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粱、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年到1949年之间资料单位为担，以20担＝1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年至1949年间的资料来自萧亮林（音）：《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第32—33、83页。
虽然中国在1920年到1930年间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与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89]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年至1920年间，南开大学44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数上升得更为迅速。[90]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也能看到。[91]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10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92]在1937年至1949年间，农业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93]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