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58部分在线阅读

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248]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249]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250]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251]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252]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253]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254]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255]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256]到1936年夏，中共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257]
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258]5
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259]
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260]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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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2]《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3]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4]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6]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是城市出身的。
[7]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28页；《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9]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10]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11]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12]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13]《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14]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15]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16]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17]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18]《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前言》，第2页。
[19]《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12月16日），载于《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18—221页。又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20]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21]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2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23]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183—184页。
[24]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25]《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和367—368页。
[26]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