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7部分在线阅读

在1921年的商联会的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这与过去不同，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当把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其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在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109]
穆藕初用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陈旧的观念今天已经没有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的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110]
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从中国贫穷和落后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唯一的药方是发展工业；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在1918年停战后，是孙逸仙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开发》[111]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情调的著作。同样的思想，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讲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杜威影响下，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维护；还在一个短时间内，未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对此给予支持。[112]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是部分由国家控制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新兴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这个新兴的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1920年间，人们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步之基本动力在于互助合作，不在于斗争。”[113]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年至1922年间爆发争论之前[114]，经济发展必须与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为乌托邦而奋斗的实现过程。
这些直接或间接以资产阶级的作用为中心的论题，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从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看来，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支持其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国的国际开发》书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115]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观念更多的来源于商人的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在这方面，大战时期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更多的意识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乱带来的麻烦。资产阶级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短暂的兴高采烈掩盖了充满不测的未来；其乐观主义恰恰与乌托邦的理论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正在融为一体。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定。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116]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都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样，商人们——如银行家赵锡恩所说，忍受着“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痛苦。“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团体，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其主人与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的感情。”[117]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了被统治国家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活动的领域。中国商人因此发现其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其所负的责任说：我真诚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谋福利。[118]
资产阶级意识到要控制经济的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得利益，有赖于与外国合作，“如果我们现在想给工业以新的动力，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外国引进机器……如果国家想着只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目标是无法达到的。”[119]
中国的商人于是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120]。但是中国商人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可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国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121]外国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122]。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法国的商会，主席昂希·马迪埃主张所谓“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其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123]。由于受到威尔逊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满怀热情的美国总统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中国，以表示其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想依赖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来设想的努力都只能成为乌托邦的空想。中国的资产阶级在1919年至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虽然很难付诸实施，但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观念，而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这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摒弃了儒家传统的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关系表现为十足的无知。
在国内政治水准上，这种国际合作与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雇主的担心，像聂云台、欧鹏（译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此类。总之，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这些影响与行会自治传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追求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124]，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被人们所普遍承认。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其与工人阶级是相互依赖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125]。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也得到响应。[126]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则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步不是对大家有害的斗争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步，并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众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127]。
上海的中国报刊一再重复资产阶级有“聪明”和“有远见”的话题，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不懈。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及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大众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职工。而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128]。
在1919年，资产阶级的哲学为扩展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的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其来源颇为相似的经历——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个时代短暂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其各个组成部分，对于外国势力和侵略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析，所划分的界限，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是在财政资金上；外国银行一直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129]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当时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有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也不能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自然就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用其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理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的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130]但是经济上的依靠，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的积极反日分子主要支持者，就是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131]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商业和职业团体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立场表明，爱国主义分裂成为激进的和温和的两翼。正如所已指出的，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其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也是十分谨慎；而在6月3日，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地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大总统[132]，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称，“至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应请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收拾”[133]。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134]。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辞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135]。
这些不同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之间的差异，部分反映了其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是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类组织中都担任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的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这些人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是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葆三因其亲日的立场于不久前下台。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136]
这种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其长辈。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工商业者阶层，常常又不得不认可这些长辈们的决定。在1919年至1920年，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和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照朱葆三的说法，既然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商会也只好与之采取相同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与商店主采取共同行动。[137]
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商人的出现，促进了商人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从而淡化了利益上的差异；但这些企业家有时也和其长辈们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就坚决反对1919年6月的罢市。然而这些新式商人宁愿作出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就落在这些人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这种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人同意，就自称为其代表”以后，却选举了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工部局中为其代表；穆、宋、陈三人都是商会的董事。[138]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愿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去参加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类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139]
由于其内聚力，从最激进的一派和学生、雇员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联盟，资产阶级从其中得到了好处。这个联盟支持城市广大民众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实现市民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于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140]撤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和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8—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其自身的方法，来抗议外国的侵略和不平等行为的反应虽是激烈，但却为时短暂，且常带有排外主义，因而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成效均甚微。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族主义鼓舞下，这种经济抵制遂成永久性的。紧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运动之后，又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141]，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发展成普遍性的运动[142]，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143]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经济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促成一个新的工业社会。
从1919年至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年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成为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日货的进口减少，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一抵制运动。不过，除了抵制运动以外，日本当时正经历着危机复苏期，很难区分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后果有何不同。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中国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服用国货”的爱国运动，遂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长远计划”的永久性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时……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144]资产阶级所表现的已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代之以工业救国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给“国策”[145]。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146]。这是目的，不是手段。[147]聂云台将这个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148]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在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商人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149]，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是为了避免无谓的财产损失，也是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1919年至1920年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激励作用的记载。[150]但是，如何能把构成这种形势的特定因素，从其背景中孤立抽出来加以考察呢？
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是比较容易评价其结果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贷款。银行团企图以贷款担保的方式，取得对中国公共收入的控制权，如铁路的收入，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传——地产税。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规定，“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151]。中国的金融团体1920年12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时，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对外国的挑战，并称：“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性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152]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其“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为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153]。
中国官员和财政界坚持不懈的敌视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此前的年代中，资产阶级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取代外国人，也获得一些成就；现在要取代外国人，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列强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的力量和决心，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为列强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在英国支持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推行了预示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确保中国的权力过渡到地方精英分子，特别是实业界人士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