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6部分在线阅读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发展，但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85]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不是因为内地发生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的特别恶化，而实质上是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村中的闲杂无业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厂中找工作，或者到码头上当搬运工，当苦力，或拉洋车。许多农村的士绅，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区的城镇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种自治团体中谋个职位，部分人是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机会——这是都市居民的特权。
都市范围的向外扩大，郊外也被纳入于建设范围；而古老城墙和牌楼式的城门，给由郊区进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难。但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的城墙被拆除以修建新区。虽然新的建筑大多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足可以与1919年上海开张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相媲美。在广州，大新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87]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阶级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士绅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开始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对西方经验作出的反应；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将此种现象从其所处的基本的传统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88]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来看，甚至在已经现代化的沿海地区，相对来说，看来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之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89]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士绅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是清朝的状元，袁世凯政府的实业总长[90]；在其故乡南通办的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91]再以虞洽卿（1868—1945年）为例，曾任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公会的董事，在大战时期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92]还有朱葆三（1847—1926年），在1919年72岁时仍在上海任总商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93]荣氏兄弟二人出身无锡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创8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达150万两。荣氏兄弟更将其企业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这些企业先驱者在经营上的成功，都得力于其个人的优秀品质，在条约口岸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获得了经营企业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数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其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代表地方利益创立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和农会等新的权力网络，取代了官僚政治机构；但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化的企图相冲突，在地方上又与互相争雄的野心军阀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为当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间争得的行政权力（尤其是税收权），但其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揆其原因，无疑是因为这官僚大多是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级官员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级官员中，有4人是浙江人）。[94]但是“回避法”并没恢复；清代规定，禁止从本地学者中选任地方官。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机构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向地方官施加压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也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群众的各种无理要求。
就是这样，“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浙江省的一个地区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很活跃了。不过在这个人群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弱。1918年至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这些有功名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夕却占46％。[95]死亡为其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其人数得不到补充。原来历来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团体的账房和管事的职位，遂逐渐为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的专门人才所取代。例如在济南，情况就是如此，1917年，广仁善局就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96]
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一支负责卫生、公共交通、法律与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费用，其来自全省收入的款数，与来自都市税收的数额，恰好是相等的。
此后，都市的名流，从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补充力量。这样，绅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议会中会凝为一体，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年至1926年间的浙江占88％。[97]这些新的知名人士，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的地主利益，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居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城市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城市商会会长竟完全取代城市议会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但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9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市上流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集团，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经营和合理化经济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由于受经济奇迹的影响，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环境中，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现代的资产阶级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且比较少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出生于上海，为棉花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穆氏因1905年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而被迫辞职，遂于33岁时赴美接受技术教育，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转入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在1914年回国以后，穆湘玥努力改进设备，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种种植。穆氏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办德大纱厂，1920年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1920年，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长至1926年。此为极少数经受住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培养中国实业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给其最好的学徒提供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99]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原文如此，应为1881—1976年。——译者注）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陈氏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学习商业6年，回国后，找到一些老同学，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海关和邮局职员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40年以前，由陈氏自己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出生于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于1921年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新一代实业家大量来自华侨，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中行销。1912年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100]，并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分厂。上海分厂于1919年改为总厂办事处。简照南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任上海总商会董事。简照南死后，其弟简玉阶继承乃兄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一些，初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居住上海，于沪上置总管理处管理各地分公司。1912年，马氏企图建立中国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投资1000万两。1913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准备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试验失败，马氏遂返回东南亚。[101]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二者之间的纽带。聂云台为聂缉槼之子，曾国藩总督之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是居住在中国，却对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其24岁，其父任浙江巡抚时，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第一次大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用1300名工人。到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并向益中机器厂投资。聂氏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一个改良原棉委员会；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改良原棉的工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机中，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之时，聂云台由于出任会长，得以出面调解[102]，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是几百人。这些就真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必须首先指出的，在出现这一群企业家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提倡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103]这个新的知识阶层出现，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鼓励。这两大集团的联合，双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强；但是其影响，主要在于其继续与城市名流保持联系。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年轻企业家，得到其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于其行动，又保证其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是绝难有所成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传统商人因投机而获巨额利润，并将所获此巨额利润付给穆藕初。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处去筹措开办其经营的第一个纱厂的资本？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总商会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对国家权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础之上的。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的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两者只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组织，也不同于朝廷强行加给地方团体的商会。这些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并且是在自发活动中产生的；实际上，其主动性是来自受益集团自身。1918年建立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使一个保护性团体获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该团体在一年前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团结组织起来的。而当时的日本棉花购买商正要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主要银行家每周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12月，与全国银行总会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这些新的现代性商业联合会，表现于对任务的了解，也不再从事宗教或慈善事业的活动；而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其大部分财力。现代性的商业联合会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数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在发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碍，都有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由于其对外国市场研究的重视，为中国能在世界各种经济力量的潮流中，获得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时，阶级利益呈现出现代面貌，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则是为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轻的雇主，虽然只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战刚爆发之时，上海总商会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捐认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有代表，董事会为35名所垄断。作出决定的权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长朱葆三。董事会的董事，大多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选出的。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多少扩大，但新选的董事会自后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自新董事会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是从现代产业部门接纳代表，而这些现代产业部门代表一般是仍同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其利益及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产业部分。在商会内，这些董事的活动，继续沿着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与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上海总商会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104]对立面并不是来自新的商业联合会，而是来自一些旧式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帮会的分支，其贵族气就比帮会少一些。但是在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要数汤富福（汤节之）任主席的广东同业公会。在商会内部，约有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辞职；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董事会改选，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少山，都因其广东籍贯和政治活动而引起重视。许多人简直是新一代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其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1919年春，伟大的民族主义总动员期间产生的新组织，接受了总商会拒绝扮演政治先锋队角色。1919年5月创立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出现的；广东籍的活动家汤富福、冯少山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联盟，经常与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而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津的却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两者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方面。
数月后，许多“马路联合会”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的征税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对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海总商会想对“马路联合会”加以抑制的呼声，又在其他场合发生了。“上海商会已不能像往日一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权威性已由其他的组织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作如是说。[105]这些自己创建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中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正准备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绅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本来就是非情愿的结合；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满，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巴可以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却。[106]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起义，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无力扭转政府的施政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中创造出一个繁荣安全的孤岛；在博爱传统的鼓舞下，想像出一个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要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买1000亩地，准备在该地建成一模范区。[107]
走向参政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战，对中国也是因国际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近代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抱负，必然将其引向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其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