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6部分在线阅读

[161]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查委员会的情况，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破产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述工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162]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163]后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164]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165]关于李锐对大会的记述和毛泽东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发出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16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个月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3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农协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声称的1924年至1927年两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167]校注：万县惨案即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轮在四川云阳江面撞沉3艘中国木船，溺死64人，其中有杨森部下解饷兵58人，损失饷银8.5万元。“万流”轮抵万县时，杨森派官兵赴该轮查讯事件经过，又遭停泊万县江面英舰“阿克捷夫”号水兵袭击。杨森遂将“万流”轮扣留。9月5日，英国竟派军舰炮轰万县，打死打伤军民达千人，毁民房商店千余间。
[168]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慎重报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工人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结束罢工和封锁行动的各方面中国人的报道。
[169]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7页，报道了1924年至1927年的反基督教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此期间的中国。杰西·O.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及易家杰《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
[170]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介石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四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蒋介石拔牙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记述蒋氏声称：“保持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171]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172]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173]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的原始文件。
[174]校注：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同月13日，在武汉成立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政府职权。临时联席会议，由抵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代表一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其组成人员为徐谦、孙科、陈友仁、宋庆龄、宋子文、邓演达、詹大悲、吴玉章、董必武、蒋作宾、王法勤、柏文蔚、于树德、唐生智、张发奎等15人，徐谦任联席会议主席，鲍罗廷为总政治顾问。
[175]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日；转引自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176]校注：1927年1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同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后，在其地成立第三特别区管理局。
[177]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据报道，临时联席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该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政府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并没有计划去收回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的事态，见《汉口捷报》。
[178]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政府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永敬认为鲍罗廷在订协议时图谋拖延。
[179]联席会议的最初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其余各人均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军队的长官，是新兴的蒋介石的竞争者；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蒋作宾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是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名单来自蒋永敬著《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记录。此名单中尚漏掉王法勤、柏文蔚、张发奎三人。
[180]《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师。
[181]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谈到了分裂，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挑衅性演讲，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6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抗的记载，载戴遂良：《现代中国》，1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裂痕的扩大，又见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联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205—210页。
[182]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给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不作出任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183]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184]《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1—59页（有几处“更正”），部分英译文载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文献史》，第80—89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本，第250—25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10—311页有有关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不同版本的书目注释。所有毛泽东传记作者都对报告作了评论。
[185]根据英文回译。——译者注。
[186]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8号，第431—434页。
[187]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35—436页，反蒋联盟的讨论，见第393—396页。切列帕诺夫的《手记》（第299—300页）引了布留赫尔1927年1月份的意见，说第二、四、六、八共四个军将支持左派和共产党员反对右派的一次阴谋，但是第三和第七两个军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18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41—542页；蒋永敬：《鲍罗廷》，第43—44页；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531页。李云汉、蒋永敬二位教授以国民党档案馆的材料为依据，把陈铭枢的被迫离去归咎于唐生智、邓演达和鲍罗廷。
[189]切列帕诺夫：《手记》，第300页；关于制订计划的情况，见第225页。R.A.米罗维茨卡娅：《第一个十年》，载《苏联有关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莫斯科，《科学》，1968年，第20—67页，第44页有《关于消灭长江下游地区的敌人的备忘录》的引文，备忘录的日期为1927年1月6日，现存档于苏联国防部。马克·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希尔达·卡萨宁娜从俄文译成英文，第194—201页提供了他在南昌布留赫尔参谋部工作的生动的报道。
[190]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2月7日条。
[191]中共中央委员会致北方地区委员会的信（1927年2月13日），载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19—120页；《一个警告》，以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的名义签发，广州，2月27日，载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第150—155页。陈独秀之文，载《向导周报》，第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2046、2056—2057页。
[192]在一次对访问南昌的一个日本人的采访（发表于2月9日的《时事报》）中，作者报道蒋介石曾说，他没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国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帮助国民党人，“我们不会拒绝这种援助，相反，我们将与那个国家握手……我们乐意与日本握手”。约翰·蒂利爵士于东京致奥斯汀·张伯伦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国外交部405/252，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的通讯》，第13313号（1927年1—3月），附件第172号。蒋派戴季陶作为一名使者去日本。在2月27日东京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戴解释说，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对国民党的立场和未来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时他阐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国租界将通过和平方式收回。《北华捷报》，3月5日，第352页。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及黄郛遗孀的自传，黄郛是另一个重要的中间人，见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47—290页。
[193]关于两起谈判的许多假设性的证据，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文献集》，第389—391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10、119—121页。
[194]蒋介石为奉化人，按清制，奉化属宁波府，故称宁波人。
[195]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290页脚注，它引了一个后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应由浙江的金融集团给蒋介石一笔6000万的贷款。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第114页，书中叙述了黄“代表上海的银行界和商界”访问蒋介石之事。在存档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未发表的张嘉璈自传中，报道了蒋介石争取中国银行支持他的战役的种种努力。1962年在与作者的一次会晤中，索克思详细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现存于哥伦比亚特藏图书馆。
[196]乔丹：《北伐》，第102—105页；《北伐战史》，2，第619—629页；《北伐简史》，第104—108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227—236页。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顾问。
[197]校注：孙传芳为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198]校注：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于1927年2月23日抵达南京，与孙传芳组成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
[199]有许多关于这次短暂的暴动的史料。主要的有赵世炎（施英）《上海总罢工史》，载《向导周报》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50—472页；《三次上海暴动》，载《中国问题》，2，第10—11页。《上海来信》，第409—412页；《北华捷报》，1927年2月26日，第317—321页；关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报告，见3月19日，第472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820—823页，转载了《军事部门会议记录》，这是一份共产党文件，在4月6日对北京苏联使馆的搜查中获得。美国国务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劳工、学生和鼓动者的运动》，共34页，包括许多详细的事实。次要的记载有《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637—640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276—279页；乔丹：《北伐》，第209—211页（都抱有敌意的偏见）。哈罗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32—136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54—355页（这两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200]这里论述的证据来自《北华捷报》，3月19日，第472页，市政新闻：2月份警察局报告；《军事部门会议记录》，第823页，周同志（可能是周恩来）的报告，日期为3月10日以前，报告声称“红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实行。10名以上的罢工破坏者、挑唆者，工厂中反对工人的人已被杀。这个运动对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数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后的几起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