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48部分在线阅读

[91]《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92]沈凤岗编：《蒋委员长全集》，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校注：1927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部；各军、师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处，吴敬恒、陈铭枢先后任主任。党代表制度自此撤销。
[93]《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94]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9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96页。
[96]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赛尼亚·乔柯夫·尤廷与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注
[97]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看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采取的立场，还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亟待进行。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事件。其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以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是从1923年后期到1926年中期。在此期间，一批意志坚定的中国人，以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场革命运动，旨在统一国家，取消外国的特权和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革命者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传授给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和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中的北伐战争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一路一直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北伐战争利用了军事技术，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但终于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战争进行中，领导层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分裂。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百上千的革命者丧失了性命。自此以后，在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内战从没有真正地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革命提供了潜力，但这种潜力必须转化为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在广州，是中国最大和最富有与最为进步的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三角洲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国民革命不屈不挠的鼓动者孙逸仙，在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政权。孙逸仙两次在广州成立政府：一次是在1917年，为了反对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为了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时，孙逸仙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选举其为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孙逸仙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孙氏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孙氏部下的陈炯明率部于6月15—16日晚，将孙逸仙从广州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孙逸仙由广州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而以武力收复其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逸仙博士没有达到第一个目标，但在1923年1月15日，用雇来的部队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并在这年2月21日，又由上海回到广州。这时孙逸仙已56岁，在以后不到两年，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时期内，孙逸仙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开创了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为如下各端。孙逸仙回到广州后，因为缺乏实力，所依靠的在南方的根据地也是不牢靠的。孙氏既不是能为其夺回根据地军队的真正的统率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政。国民党在国内只有数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对改良现实的目标既无周密的战略，在公众中也唤不起热情。这些情况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都被公之于世，使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进一步具体化。孙逸仙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财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并且都要听从孙氏的命令。
军事问题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基本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被孙博士的助手在香港收买过来时，其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也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忠诚追随孙博士的部队由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同时，有一些政治上各行其事的粤军的师和团，另外还有若干纷争不已的地方“民团”。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一到珠江三角洲，就竞相抢占城镇中有利可图的地盘，掌握大部分税收来源。约有3.5万人的军队（根据当时一个可靠情报人的估计），装备极差，训练也很差，而且其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同时又与陈炯明联合，意在与夺取广州的军队相对抗。陈炯明似乎与孙博士的劲敌吴佩孚结成了联盟。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要投入战争，就另外需要一笔数目巨大的现金。这笔巨款，主要由广州市政府向居民征收附加税；这项税收工作，要由精干得力的广州警察去完成。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打败了吴佩孚和陈炯明支持的沈鸿英将军，保卫了根据地。经过这些战斗，孙逸仙的根据地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边界，而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陈炯明部队的攻击。到当年秋季，孙博士仅能在名义上控制的军队，训练的素质很少提高。所谓“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2]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财政收入只有三个来源——捐献、贷款以及税收。1922年秋，国民党以获得捐赠和贷款的形式，从中国支持者筹集到50多万元（根据上海和香港的行市），用来资助收复广州的军费；现在也难以再筹集到了。1923年春，孙逸仙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人谈判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贷款，但因其所处危急的军事地位，使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发挥根据地的税收潜力，孙逸仙有必要任命自己的人控制行政管理机构。
孙逸仙的政府组织分为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广州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孙博士31岁的儿子孙科在领导有效率的广州市政府。孙科于1923年2月底到职，在广州市组织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其老同事吴铁城为公安委员。孙科市长和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此后数月中推动广州的现代化，使该市成为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官方的广州市政报告，除城市的事业费外，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600多万元（以广州行市）用于军费给养。对比之下，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在省内部分地区征税，广东省的岁入却比上一年减少近900万元。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3]，使其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近300万元。这原来是由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盐务稽核所征收，用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外债。与盐务税有关的列强对此提出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列强却以武力来进行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政府为了与军人争夺征税权，给民众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不过，在孙逸仙返回广州后的八个月中，广州的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扩大了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算起（孙逸仙组织和领导几个革命政党），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共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其他城市显然没有分支机构的活动，党员的人数也不详。广东省几个党的分支机构的记录，在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中，已遭散失。总之，此时国民党党员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孙博士计算党员的办法，是对军队、工会和学校的学生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这些组织中的人都是党员。
可是，国民党仍具有产生全国影响的潜力，因为该党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袁的声誉，有谴责外国特权和力主政治改革的主张。其领袖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有人在清政府中任过官职，有的人获得欧美大学的学位，不少人在日本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导人此时正届中年，在国外时曾与外国朋友建立了友谊，也曾以不同形式策划过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过革命经费，偷运过武器，在军队中进行过革命宣传，也曾在下层秘密会社进行过活动，参加议会斗争，统率过军队，治理过省份，甚至从事过工商业经营。这些人虽大部分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各省，但有一部分则来自中国境内其他各个地区，天南海北，各有其与当地的纽带，与中国社会的传统及现代因素结成关系网。
国民党需要受到激励才能行动起来。孙博士显然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耗费了很多精力，不能充分注意国民党本身的问题；尽管也经常让上海办事机构执行对外交涉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活动，并给予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开始考虑如何能使党恢复生机。此时，苏联的首席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此后六个星期里，两人系统地商讨了党的改组计划。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有漫长的国境线地带，苏俄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会给苏俄带来种种好处。苏俄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沙皇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境内，是连接苏俄滨海诸省与西伯利亚的纽带。中国政府认为，外蒙古为中国的领土，但苏俄红军却去那里扶植了一个蒙古政权。因此，中国与苏俄为外蒙古问题而对立。但苏俄不愿中国控制外蒙古这个缓冲地区，这就是苏俄派三个使团与北京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绊脚石。1924年9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到达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在苏联的世界革命的策略中，中国应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区域。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参谋部，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阐述了一项战略，即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这些资本主义大国。共产国际、宗主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应当把自身的解放斗争当做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个解放运动；主张殖民地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列宁又主张，殖民地的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经由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及贫农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革命的第二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定了这个基本战略方针，并在其使者能够插足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但却被纳入这个战略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出代表来到中国。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援助民族革命组织。苏俄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派出使者作若干年的考察，才选定为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十章进行过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表，化名马林就超过了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合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共产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途径；而更重要的，乃是执行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推动国民党使之趋于激进一些，并引导其与苏俄联合。苏俄的领导人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孙逸仙和苏俄之间已经有了五年的“眷恋”。在孙氏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曾向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孙博士几次派人试探，以求国民党能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结成联盟；后来希望这个新型革命的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其登上北京总统的位子。列宁和外交人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偶然的信件往来，启发了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孙博士必须改造国民党。当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后，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开始寄希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孙逸仙即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虽经多次努力，但均未能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于是就到了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军队收复了广州之后。孙逸仙与越飞商谈的内容，从来都没有透露过，但在不久之后，苏联的领导人明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国民党改组，以恢复其革命精神。[4]鲍罗廷是指导此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对此项工作具有足够的资格。鲍氏生于1884年7月9日，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个革命者；1906年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于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其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鲍氏译成外国文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其派遣的使者之一。为了组织工作，鲍罗廷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为了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后来在英国被拘禁了。1923年春，鲍罗廷回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在中国的任务。鲍氏抵达广州时年仅39岁，从各方面看，这是一位聪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在中国作出的指示，至今未见发表，但可能其早已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道指示，清楚地说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主张积极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并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指示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应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最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指示要求国民党必须尽早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5]鲍罗廷在广州的早期活动表明，其目标大概也与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