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12部分在线阅读

[83]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84]《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注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校注：此处据原译者由英文回译的白话译文，今转为文言译文，以适当时气氛。
[85]校注：此处所称“官方民族主义”所提倡的各种改革方案，似指清末实行的新政。
[86]《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87]校注：汤化龙于1914年5月1日至1915年10月5日任教育总长。
[88]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89]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页。
[90]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详），第38—42页。朱尔典（1915年10月20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91]校注：当时政治会议认为，礼莫大于祭，祭莫大于祀天，应定祀天为通祭。大总统代表国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民众致祭，国民各任家自为祭。京师祭所设在天坛，祭期为冬至之日，用跪拜大礼，祭品用牲牢。
[92]校注：梁启超于1913年9月11日至1914年2月20日，先后任梁士诒内阁和孙宝琦内阁的司法总长。
[93]校注：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在《大中华杂志》一卷八期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亟言帝制之非是。该文发表后，京津沪各报，争相转载，震动中外。蔡锷称该文，“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94]校注：冯国璋1913年12月10日署江苏都督，1914年6月30日，改都督为将军。
[95]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见《饮冰室文集》，台北，1960年，第9页。
[96]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124—125页。
[9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页。
[98]校注：1916年春，孙中山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至山东督师。居正至山东，在青岛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二师一旅，任蒋中正为全军参谋长，计划主力攻潍县，沿胶济铁路向济南推进。5月26日，中华革命军进入潍县，并攻取山东境内十余县城，谋合围济南。此时，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总统，中华革命军与山东都督张怀芝议和罢兵。
[99]校注：时在上海的淞沪镇守使为郑汝成。
[100]校注：肇和舰。
[101]校注：1914年8月，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则对德宣战。日军在胶州崂山湾登陆，要求中国政府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交战区，并要求中国军队在胶济线上撤退至潍县以西。日军在龙口陆续登陆，分兵西进，胶济铁路全线陷入日军之手。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文中所称之日本控制下的铁路，即胶济铁路。
[102]校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在日，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即此处所称的新党。中华革命党以孙中山为总理，多次策动国内讨袁武装起义；1919年10月10日，组为中国国民党。
[103]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页，精选有关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二十年中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页。寺广映雄：《云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载《东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37页。
[104]校注：1915年12月25日，云南军政大员在昆明护国寺集会，宣布云南独立，废去将军、巡按使名义，恢复民国元年都督府、民政长制，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定反袁运动为护国运动，起义军定名护国军。
[105]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号》（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件·补充材料：反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106]校注：陈宦原为参谋次长，1915年5月1日调署四川巡按使，会办军务；8月25日，任四川将军。
[107]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邻：《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载《现代亚洲研究》，6.4.（1972年10月），第385—400页。
[108]校注：4月上旬，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上旬，陕西宣布独立；5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5月底，湖南宣布独立。5月18日，冯国璋发起南京会议，计参加者有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山西、福建、热河等17省区代表，共20余人；会议讨论结果，“也多主张袁世凯应退出总统一职”。
[109]校注：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批准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
第五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1916年6月的袁世凯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军阀混战的十几年中，北京政府始终是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瞩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朝，又缺少强有力的人物和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着国家观念；普遍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这个政府。在世纪更迭之际，这个信念随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1]
当中国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时，许多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仅是技术和军事的“自强”还不足以救中国。这些有识之士还被这样的机遇所打动，以为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起草一部适合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有效稳定政府的关键。事情已很清楚，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盛。
但中国应采取何种形式的宪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第一，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但中国却是积贫积弱的国家，这要归之于人民的被动状态。对此，只有通过诸如选举、学会及立法机关等参与制度，允许民众直接关心政治，才能予以克服。正如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在1898年所称：“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2]
第二，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关系界限的含混不清，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的专横跋扈；凡此只能由民众起义才能遏止。但在立宪制度下，正如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在1900年所云：“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3]
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士相信，在中国人学会自我管理之前，应有一个训导阶段。按照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治国概念，政治家在逐步引导民众进入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惩戒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而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国）乎？”[4]清廷曾对康、梁悬赏欲得其首，而后终接受其主张，于1906年下令实行君主立宪。但在清廷尚未颁布立宪之前，革命军起而共和派获得了胜利。
从某些方面来看，1906年清帝的立宪诏书，比之辛亥革命更为明确。共和国的理念，在1911年后，至少受到君主主义者的三次挑战，即是袁世凯称帝的冒险行动，1917年张勋导演的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年代伪满洲国复活的“王道”[5]。但自1906年以来，甚至在1949年之后，对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从未产生过重大怀疑。的确自清朝末年起，公众就意识到不仅对国家，而且对政党、商会及各个利益集团，宪法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省份也制定了宪法[6]，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就是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四川、广东及其他南方省份的领导人争辩说，如果各省能使自己摆脱军阀混战，去寻求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整个国家将会因此而强盛起来。但在以什么方式达此目的时，“关于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权之间的权限，及各省地方政权结构的讨论时，便出现了无休止的争论，纷纷引证1815年的日耳曼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评论中国此时颁布或起草的各省省宪；但出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7]。有几个省草拟了省宪，其中之一（湖南）还在短期内实行过。但联省自治运动，并未能将中国从军阀混战中挽救出来。相反，一些军阀为了实行否定中央集权的策略，欣然颁布其联省宪法。[8]
尽管有许多失望，但近代中国人对宪法仍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此如何解释？在近代的西方，如同在中国一样，宪法的效力是不确定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宪法的概念，都是从国民的基本信念中汲取活力。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调整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对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表述，也被看作是促进共识和防止误失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容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宪法还具有实用主义的功效。对于正力争在世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来说，宪法是现代国家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也是统治者要求承认其合法性的根据。早期共和国的宪法，允许小范围的集团可以宣称，其角逐政治权力是合法的；而革命力量（国民党、共产党、学生、工会）的活动则是非法的。这些集团可以认同忠于宪法的必要性，却又对宪法的诸条文含义争吵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