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09部分在线阅读
袁世凯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也坦白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却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与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找出其他的办法来补救。对袁氏及其政策来说，其结果都是毁灭性的。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在总统任上，袁世凯通盘考虑独裁政体的成果时，想着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举手投足而老百姓不三呼万岁？为什么他号令既出而老百姓不乐于赴死？当初设想随中央集权而来的国家强盛，今又在何处？为什么中国面对外国列强仍如此软弱？袁世凯任总统时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让而告终。外蒙和西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处于欧洲人的势力笼罩之下。无论袁世凯在1913年和1915年同俄就外蒙问题签订了协定，也无论袁世凯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与英国签订协定，但都未能改变这两个地区的状况。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列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也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与中国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是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袁世凯在日本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竟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认为是皇朝瘫圮，帝王失位，中国是缺少了皇帝。
人们有理由感到惊讶，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含义为排满的斗争，而不是当成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少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的满族皇帝所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世凯的心腹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世凯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过渡形式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是明显的民国不得人心的事实，已在前文中指出，所以白朗匪徒1912年提出拥清口号。在有的省内，因为有为数众多的民众参与，革命的新秩序得以实现；但在数月之后，这些民众（诸如秘密会社）即被清除出权力机关，若进行反抗，就遭到残酷镇压。
鲁迅在10年后表明辛亥革命特点，在小说《阿Q正传》中的描绘，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其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受了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阿Q所看到的，却都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都加入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阿Q感到深深的失望，当其想去参加时，而人家却要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们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只是动了这个念头，但并未付诸行动，而被革命的代表所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89]
鲁迅的这篇短篇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民众也因此疏远了民国。在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阶段上，一切充满活力的民主参与机构，都始终与广大群众无缘；且不说还有交通问题，对共和政体的机制不够熟悉的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即使那些确曾见到新秩序的民众，也没什么理由来欢喜它。主张君主制理论的基础，对民众来说，民国对其是生疏的，或者不受欢迎的；这种看法在有限范围内，可能是合乎事实的。
但是，若提出要用君主制来对此加以补救，作为政府与民众相联系的工具加以恢复，这种论点就破绽百出，不堪一击了。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如白朗拥清的口号，说是对皇帝的怀念，倒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抱怨。无论如何，恢复帝制的事是极端机密进行的，怎么会传到民众中去呢？省和地方上的上层人物，理应是恢复帝制必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而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已享受到共和的特权，为什么还会与帝制合作？
特别在1915年，帝制问题即将作出决定时，主张帝制必然要涉及外交问题；对此，当时还未公之于世。袁世凯的心腹曾提到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将此看作是密谋恢复帝制的因素。[90]帝制密谋者辩护说，帝制可以对付日本人。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后，北京担心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日本并没有得其全部要求，而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中国也因之失去列强在华的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袁世凯也相信，日本人本身具有亲帝制的心态；中国转而实行帝制，至少在欧战结束前，可以牵制住日本。
在诋毁袁世凯的人看来，其子嗣的个人野心，是袁氏这场复辟帝制的关键；袁氏子嗣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而中国历史长时期的帝制传统，才使袁世凯决定利用这个传统；其间到底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这已是无法估量的了。同时，袁世凯迟迟不能认识称帝是件无益的事，既可能是受野心的蒙蔽，也可能是顽固坚持中国国情的看法；两者看来都是有道理的。
袁世凯对恢复传统政治礼仪的偏好，在其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表现出来；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熔共和与君主于一炉，以适应或欺骗现代知识界人士与传统无知之辈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袁世凯主持祭孔大典，又庆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既称赞科学净化迷信的作用，又仿照古代帝王，身体力行，号召全国祭祀[91]上天。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一场拥戴袁世凯位继大统的闹剧开场了。然而，皇帝却要经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也写进了宪法。
袁世凯意念中恢复万世一系的皇统，注定是要倒霉的。全国上层社会对帝制作出冷淡和敌视的反应，看来几乎没有人被袁世凯的新旧政治混合体所蒙骗。1915年，独裁政体的中央官僚机构运作相当顺利，各地的当权者也都俯首听命，各省文武首脑的巡按使和将军也都恭顺上书，拥护袁氏登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的，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是在表面上看，持异者也是比比皆是。
革命派人士早就警告说，袁世凯虽当了总统，但其人有称帝野心。孙逸仙等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海外，在政见上也不一致；但其对于反袁，即反对继续君主专制，是共同一致的。
政治领袖们对帝制的不满，是多少有些出乎袁世凯的预料之外；这些人虽是袁氏在清朝为官时的心腹，也帮助其击败国民党，建立起独裁政体，其中就有梁启超其人。此公曾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中，支持清廷进行改良，又在袁氏的独裁政体的前数月中出任内阁成员。[92]在袁世凯宣布帝制后，此公竟愤然撰文，公诸报端，给予袁氏以毁灭性的打击。[93]
即使在袁世凯的长期追随者中，有的一开始有明显表现出故意退缩不前的拖延，也有少数人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实例，冯国璋就是惹人注意的代表。甲午战争后，冯氏就在袁世凯建立的现代化北洋军中任职，1915年正在南京任主管江苏省军事的将军。[94]另一位段祺瑞，19世纪90年代以来，是袁世凯部属中最杰出的军事人才；民国建立后，出任陆军总长，因与袁氏在政策上发生分歧，于1915年5月退隐。段氏拒绝请其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氏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省的军事长官和民政长官，都在全神贯注于保住自己的位子，怕惹出麻烦。在袁氏的政治机器中，帝制的积极支持者，为数甚至少于心怀怨恨的人。
为什么曾经为独裁政体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袁世凯的帝制呢？或许有人感到，一旦世袭王朝建立，其向往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就会受阻；当然作这种考虑的人是极少数。人们普遍感到不满的来源，是儒家关于道德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教导。曾经任职清朝的官员们，或许可以接受袁世凯为总统，但绝对不能接受其当皇帝。另有一些人，感到帝制已经过时，对其反动内涵曾大感不快。梁启超评论说，帝制是不必要的——这丝毫也不会增加总统的现有权力；帝制无论如何是已经死亡的旧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与服从。
透过这些反对帝制的感想和论述，人们深深感到对袁世凯统治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政体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政策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是不容易的。但那些脱离了袁氏阵营，抗拒其帝制的人发现，现在所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制。
例如梁启超后来证实，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世凯的统治感到失望。[95]梁氏曾积极为独裁政体卖力，发起省服从中央的运动。但在1916年，梁氏却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运动的领袖，在3月提出“诸省乃中国政治之基本单位”，其个人亦表示愿各省能充分发挥作用。[96]冯国璋和蔡锷（其人是独裁政体的合作者，后来成为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与梁氏类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变。
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已经失败，社会上名流的情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政体了。袁氏对1912年和1913年选民所支持的政党，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社会名流进行政治论坛的各级议会。在帝制运动初期，这种情绪普遍影响了行政人员，使其普遍产生不满原因之一。这也可帮助理解，为什么独裁政体的背叛者来领导反袁运动，又回返到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把立宪政体、代议制和联邦制，看作是恰当的奋斗纲领。[97]
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继而迫使袁氏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同时进行，但从未联合成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中，著名的陈其美和居正、蒋介石，从国外基地组织了沿海各地的袭击。[98]1915年11月，袁世凯派在上海的镇守使遭到暗杀[99]，12月初，停泊在上海的一艘军舰[100]被起义者暂时占领。起义者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但未获成功。孙逸仙的最大计划，是在山东建立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争取与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占领该省省会济南；这支部队曾一度占领山东境内日本管理的铁路[101]沿线。很明显，这个行动是靠日本人的钱和取得日本人的保护的；这就大大降低了这支部队在铁路沿线占领据点的意义。
云南是北洋军未驻防的省份。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对于讨袁运动起了直接作用，云南也因之成为讨袁运动的中心。孙逸仙的新党[102]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但其不少成员参与滇军的组建工作。云南的滇军建立于清朝末年，是当时国家新军的一部。因为云南的建军工作成绩优良，中国许多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前往参加，湖南人的蔡锷即为其中之一。辛亥革命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1913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务，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的事有很大牵连。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最后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蔡氏即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密谋反袁；两人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反袁的新任务。
梁启超于1915年12月中旬到达上海，以其个人的威望和文学天才，邀集了更多的支持者，共襄反袁大业。大约与此同时，蔡锷和其他的军官一起返回云南。与蔡锷同返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的李烈钧，与当地的将领共举反袁义旗。李烈钧是滇军的老军官，也是1913年二次革命的主将之一。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尧，同蔡锷和孙逸仙等人的政治观点虽不同，但因其在晚清时与蔡氏有共同的学历，又在滇军中有过共事的经历，也参加了起义。
梁启超的著作和以后纪念蔡锷的文章，以近乎崇拜的论述颂扬蔡氏，已为世人所熟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梁启超与蔡锷俩人的重要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但在1915年秋，梁氏在天津寓所描绘云南为唯一的反袁运动发源地，却是不合事实的。自9月以来，云南的军官就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月返回云南，倾向革命的军事领导人信心为之大振，以蔡氏之威仪，足以折服动摇不定之人，并加速作出向北洋军发起进攻的决定。[103]即使蔡锷不回云南，云南也会爆发别种形式的反袁运动。
反袁运动因在云南省会昆明护国寺举行会议而得名[104]，称为护国运动，军队也因此称护国军。1915年12月24日，护国军领袖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袁氏拒绝接受。25日，护国军正式发起讨袁运动，通知贵州、广西两省及早给予支持，组织进攻四川、湖南、广东数路讨袁军。其中最重要的是进攻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蔡将军部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只有3000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及驻川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即为其司令官之一）。当袁世凯看到事态的严重时，命令从华中调遣大量增援部队沿长江西上；尽管蔡锷也获得增援部队的援助，但形势依然不利。
蔡锷率领的讨袁军，具有晚清滇军训练出来的集体精神，顽强坚持战斗，向全国显示出袁世凯的虚弱。蔡锷领兵，指挥十分协调和熟练。日本军事情报称，蔡锷的战术特点，是长于夜袭，常于夜间发起攻击，又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攻势，使川军有一个整师投到护国军这边。北洋军遭受未曾预料到的重大伤亡。[105]此外，四川省内的“土匪”武装，在川籍护国军人士的鼓舞与协助下，加上向北京要求自治的影响，又得到川中政治人物的鼓励，使这些“土匪”武装，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游击运动，活动在北洋军占领区内。这些游击队的发展，大有助于蔡锷的胜利。
袁世凯在四川的心腹——北洋军将领也没把握能战胜云南的护国军。不久，蔡锷与四川将军陈宦[106]，同出色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年3日，在四川的护国军与北洋军达成了和解。紧张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护国军终于在四川压倒了袁世凯的北洋军势力。
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世凯的势力迅速瓦解了。从外部条件来说，日本在对帝制运动作了两个月的观望之后，对袁氏的称帝意图，愈来愈表示出敌视态度。日本之所以形成公开反对袁氏帝制政策，因为已经看到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十分不得人心。至于说帝制有可能用来阻挠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此时连日本人也不是这样认为的了。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而12月护国战争爆发，证明当时和以后列强的警告是有道理的，也因之更加强了日本反对帝制的态度。接着，1916年3月，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一项政策，谋求彻底使袁世凯离开权力中心，即以大量金钱投入到反袁的阵营。[107]
指望其早日依附革命的广西将军陆荣廷，于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宣布广西独立。1915年夏季，不赞成恢复帝制的冯国璋，此时在南京同其他省的都督，一起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总统制，重新回复到总统的位置。但在4月，更多的省份宣布独立；5月，又有省份宣布独立。[108]6月初，对袁世凯来说，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时，而袁氏却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此时，国家已陷入于极度混乱状态之中。当袁世凯显然正在病危之际，反对派也无共同的组织，对袁氏去世后的制度也无共同意见；当时有几个权力集团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行动已告结束，这个集团的势力遂扩展四川、湖南。滇军的凝聚力遂转化成为共同的政治路线，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在坚持推翻袁世凯，恢复1912年的《约法》是成功的。1912年的《约法》，被袁世凯的独裁政体所代替（见本书有关章节）。[109]第二个集团，是以冯国璋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的联盟；冯氏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来讨论战略的发展问题，其本人成了中间人的地位，既反对袁世凯独裁政体的中央集权，也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祺瑞于1916年4月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事实上取代了袁世凯，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政体统一大业的继承人。但段氏的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只是第三个权力集团的代表而已。当段氏在1917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行政当局管辖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表现出来。段氏发现，其所遭到的反对力量不仅来自湖南的领袖人物，还来自南方各省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线的同盟者。
在袁世凯逝世时，另一股重要的势力在张作霖统率下，开始在满洲各省形成；但张氏并未把这个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在上述几股势力中，并没有一支是真正团结一致的。每一股势力，都是由军事长官和地方官员组成的星座集团，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自己生存；这个为生存而设置的舞台，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军阀混战的时期开始了。
当袁世凯的好运过去时，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民国自由主义阶段时的体制；即使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其权力不曾达到的地方，省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集结起来。袁世凯一死，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的国会都复活了。在20世纪的前10年和20年代初，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仍在继续活动，并影响到早期的军阀政治；但在辛亥革命后具有活力的代议制政治，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场失败的政治试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政体，似乎彼此是在其互相斗争中消灭的。袁世凯认为，议会和省自治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应该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因此他要废除议会和地方自治及其辅助的制度，如互相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自由等。但是袁世凯的统治体制并未激发民众普遍的欢迎；虽然开始得到一些重要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早期的支持者，对袁氏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世凯走错了称帝这着棋，为失望感的蔓延提供了机会。独裁政体和君主制度一起垮台了，但自由主义的舆论虽得重又出现，在其取得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却又插了进来。民国早期的两种试验形式，终于在政治上作为主要的反面教材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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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注：作者在此处未述及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将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作为中华民国的开端。中华民国历史始自1912年1月1日，不能作始自1912年2月12日。
[2]校注：此皇室津贴，初为岁用400万两，待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