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05部分在线阅读

[70]晚到1919年，代表外籍外班的代表团，向安格联抱怨说：“‘外班’一词带来的污名，已经扩大到海关以外，在外国的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有反应。”并报告了以下几方面的“普遍存在的情绪：内班人员极度看不起外班人员，在纪律争端中，外班人员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只代表争端另一方和税务司方面……外班人员的私生活受到头等总巡不正当的干涉”。《半官方通报》第29号，《中国海关工作文献》，第3卷，《总税务司通报，1911—1923年》，第504页。
[71]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声明，引自惠斯特尔·W.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887页。
[72]郑英还：《中国邮政通讯及其现代化，1860—1896年》。
[73]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
[74]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75]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49—84页。
[76]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
[77]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了详细的记载。
[78]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的大事业，1882—1911年》，第552页。
[79]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的中美对抗，1800—1930年》（耶鲁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80]麦加利银行，1858年起在华开办（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总行在巴黎），1899年在华；华比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华银行，1889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年起（总行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起（总行在横滨）；台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81]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21—22页。
[82]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
[83]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Ⅰ（1965年7月），第106—120页。
[84]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工业的发展：计量分析》，第55页。
[85]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工业的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86]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203—234页。
[87]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页。
[88]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年至1945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66页。
[89]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载《中华年鉴，1923年》，第713—727、744—748页。
[90]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19—47页。
第四章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时期（1912—1916年）；对此，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讨论。第一种是强调军阀统治的开始，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不讲道德，背信弃义，利己苟且精神在当权者中蔓延。这种观点认为，这次革命的成功，甚至在取得成功的瞬间，革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大权从幼小的满族皇帝手中正式交予袁世凯之日起，中国失去了具有两千年历史，又是强有力的政治统一象征的君主政体。从此，占据国家中央地位的，却是一个既无政纲，又无帝王权威的一个反动、无耻军阀。由此看来，新的共和制的意义实在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迅速导致了袁世凯庇护下军阀统治的局面。
第二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前革命的继续，不能看成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是一场更新政治与更新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地方分权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互相对抗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民国的前10年间，都各自赢得拥护者。辛亥前后是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实验时期。伴随着政治实验的开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与中央集权统治之间的冲突也展开了。但是，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纲领，在其各自经历了蓬勃的活跃时期之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样的解释，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期，最好被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逻辑结果；既包含了这个浪潮的优点，也包含了这个浪潮致命的缺点。
两种观点，各自都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其观点。本章的叙述偏重于第二种看法。因为持此看法，似乎更能解释当时最主要的政治走向；袁世凯之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治走向之一。但是，对此时政治家言过其实的颂扬，第一种看法倒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没有达到主要目标，建立独立与强大的中国；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作更彻底的努力。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却以其特殊的破坏大肆干扰。
含混意义的传统革命
无论倾向何种看法，但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紧张局势，一直延至民国初年。本章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其各种根源。
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革命军取得初步成功后的一个月，清政府的官员和同盟会革命党人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双方的正式谈判是当年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1]，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三个月后，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南京移驻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赢了？从1913年和1916年两次起兵，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12年的谈判解决办法，是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样的解决办法巩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清王朝被推翻了，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包括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内。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维护众多积存下来的陈旧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两次恢复帝制的尝试，但主张共和政体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是永远达到的，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建立的政体远非其理想之政体。优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庞大皇室，包括承诺一笔巨大的皇室津贴。[2]可能这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清帝溥仪幸存下来，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伪满洲国）。革命者的愿望，与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大相径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级官员的严重危害。革命党发言人所以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政府，以对袁氏的安排作为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内战。有人甚至对袁氏将来发挥的作用抱乐观看法，认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袁氏的权力毕竟受革命党人制定的《约法》所限制，包括内阁和议会的限制。但是一个宪法总统不承担明确的为革命和共和献身义务，这就是妥协让步引起严重隐忧的根源。袁世凯不愿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就任临时总统。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势力的中心，这就加剧了隐忧。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届共和内阁中，被排除在财政、军事的职务[3]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仍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按照民族主义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领域，并以此作为新统一国家的基础。袁世凯之就任总统，即导源于这种迫切性的需要。实际上，革命已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对于恢复其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竟予以抵制。更有甚者，地处边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脱离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受到抵制。当地的非汉族首领，借机想摆脱北京政府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列强则趁此时机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清末，这两个传统属于中国的旧属地[4]，开始反抗清政府的干预，蒙、藏的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这些分裂活动在王公领导下取得成功。[5]分裂者为巩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国的保护，西藏去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政府为收复这些失地作出努力，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这两个地方成为其完全的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北京政府对两地所能挽救的，只能对清朝时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为增加；外国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的临时措施，海关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予提取。这项措施，使外国金融家增加了对海关的控制，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辛亥革命时期，外国趁混乱之机扩大了在华各种特权，遂使之产生了人们的误解，错误地认为革命损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革命的后果有不同的解释。同盟会虽广泛有力地领导革命运动，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里，没能够团结一致；其全国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害怕持续的分裂和内战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革命党人在战略上和心理上对此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革命党人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军队凑合在一起，总数远远超过清政府指挥的军队，但由于上述的恐惧，最终作了妥协让步。妥协的方案，是革命党人同意清政府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虽然已有14个省成立了革命的军政府[6]，但同盟会仅在光复后的3个省（广东、江西、安徽）担任都督，也有坚定的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势，只是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征，与政治激进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遂由此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这场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在不久以后，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原来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不会从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换下来；相反，旧统治阶级中当权人物又都一一出现了。在四川和陕西，秘密会社及下层社会的支持者虽十分活跃，但尚不足对军官、革命政治活动家以及地方自治团体[7]领导人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所有三个最有实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气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绅。另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则来自数省的民军。这些民军都是当初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但此时也受到了控制，并且对地方没有必要，被予以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显著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