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3部分在线阅读

辛亥革命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态。在形式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王朝逐渐消亡的结果。虽然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是来自海上的影响，及其进入中国沿海及沿江港口城市的胜利。辛亥革命主要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组织起来的，其财政上的援助则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团。立宪主义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思想，均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在1911年省谘议局取得权力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绅商名流；同时，武人也都成了都督。这些人都信服日本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发展，暴力革命并不是他们所愿望的。
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感到有类似的矛盾。现代式的中国银行，却成了政府财政的得力附属机构。银行以巨额的折扣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于是造成了明显处于官僚资本主义和工业企业之间的金融家阶级。如本书第12章所指出的，在20世纪20年代一段时期内，上海的商人和北京的知识分子，都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
从19世纪90年代起，人们可以看到，与海上的传统有着联系，或带有其特色的现代中国生活特征。首先是包括基督教等外国事物的走红和其正当性，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紧迫感。随之而来的是，竞争发展的观念，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思想，不受家庭纽带约束的个人主义概念，模糊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政治观点。最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地位及其对于法律保障的要求。
本卷所突出叙述的这类论题，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原腹地的诸多问题，而沿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在中国，深层次的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发展，和更为广泛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与贸易制度，而这些都是早就孕育在中国的古老社会之中的。相反，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延续下去还是中断，是如何重塑传统秩序，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政治参与的问题。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社会转型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革命的问题。但是在1911年，中国社会还不能接受革命，其根本的原因，乃是农民群众存在着政治消极态度和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而产生的恐惧感，担心持久的混乱会招致外国的干涉。因此，革命阵营的各派都“接受妥协，让革命尽快停下来，达成袁世凯当权的协议；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外国势力的广泛存在”[50]。
可是，外国的存在，外国人在中国的无孔不入，这对于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然是无足轻重的。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继续保持未受城市的急剧变革破坏的风气。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型的民族主义领袖，并不是直接从传统的农村社会产生的，也不去着重地关心农民的问题。总之，农村中国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是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并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所关心的范围和能力之外。对此，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来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来，而且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又密集和稳定；而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从这个社会内部发动起来，不能一蹴而就。这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只有被城市—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精神所支配，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破，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才能逐步地发生变化。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一一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可是即使是如此，中国的农业社会也绝不是书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而使用旧的词语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的体系。
中国沿海只是导致变革的一条渠道；事实上，这引出了某种其自身无法完成的任务。古老农业—官僚政治中国存在着造反的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在商业繁盛地区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的传统是秘密和狂热的，常常像义和团那样的消极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特性，而且容易变质造成地方上的长期纠纷。[51]因此，在20世纪，曾经为革命化中心的中国腹地和农业—官僚政治主要传统，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是另一个要讨论和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甚至较上述简论的中国海上次要传统更为复杂，涉及的面也更广。我们才刚开始了解这个领域中的民间宗教、家族和地区经济的结构。
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势力的情况，涉及截至40年代后期的一些内容，为第12卷和第13卷提供了一个框架。接下来的第三章，讨论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1928年。第七、八、九三章，追述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和文学发展。第十章和第十一两章，考察了动荡的20世纪中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复杂过程。本卷最后论述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实业界——主要是上海的曲折经历，以此结束全书。
在第13卷，除了国民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历史外，将考虑本卷没有论述的民国早期情形，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士大夫阶级发生的变化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围绕日本侵略中国的对外关系变化，1937—1949年期间中日大规模的冲突和国共两党的决战。即使探索到更远的题材范围，也难以使我们在残余的中国古代农村社会中，找寻到进行的革命过程。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信仰的基础上），何以到1928年以后才找到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毛泽东此后的任务，便是如何使用“现代化”取代中国的大陆传统，即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和地方—商业秩序。在这项工作中，毛泽东面临沿海的中国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这些似乎已不再是次要传统了。
很明显，沿海中国和大陆中国都是抽象提法，其界限是模糊的——这样的提法是启发性的词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办法。可是，这样却揭示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令人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有相互吻合，又有相互冲突的变化。无疑，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道义改革运动的传统，两者于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来螺旋式曲折的政治运动说明，现代中国是独特的处于牢固的大陆传统和沿海传统之间错误的分界线上。
*
*
*
[1]关于汉学和“中华文明的自我形象”，见芮沃寿《中华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21.2（1960年4—6月），第233—255页。在撰写本文时，我大为得益于玛丽·克莱尔·贝尔热、马克·埃尔文·费维恺、刘广京、孔飞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评论。
[2]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32页。
[3]关于哲学中“内和外两个领域”，见许华茨《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端》，载戴维·S.尼维森、芮沃寿主编：《行动中的儒学》，第54—58页。关于把传统的和外国引起的行政事务之分内与外，见张寿庸等编《皇朝掌故汇编》第3卷。
[4]王赓武：《中国历史中的权力、权利和责任》，“第40届莫理循人种学讲演”，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第3—4页。
[5]校注：此词在20世纪20年代，中文译音为“普罗利塔利亚”，简称“普罗”。
[6]参阅M.巴斯蒂之文，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章。
[7]约翰·海厄姆：《专业化的发源地》，载亚历山大·奥利森、约翰·沃斯编：《现代美国的知识构成，1860—1920年》。
[8]保罗·A.科恩在他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晚清中国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沿海的”和“内地的”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见路易斯·T.西格尔《唐绍仪（1860—1938年）：中国民族主义外交》（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2年），第92页及以后；琳达·邢：《过渡中的中国：伍廷芳（1842—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9]就中国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学和思维过程，似乎研究得不够。关于隐喻思维一次受欢迎的讨论，见朱利安·杰恩斯《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比较第50页：“科学的概念，都是……产生于由具体隐喻做出的抽象概念”；第53页：“了解一事物是为它作出一个人们熟悉的隐喻。”
[10]中国寻求与西方事物类似的活动，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逊的兴趣，见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11]小E.A.克雷克使用这个词组（以区别于现代的西化），去说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来的变化，见他的《宋代社会：传统中的变化》，载《远东季刊》第14卷（1955年8月），第479—488页。
[12]校注：原文作“Republic
Revolution”，译意为共和革命，实即辛亥革命。
[13]在施坚雅的《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第253页），专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212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见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14]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中国：边缘史的几个问题》，第203—238页，载史敬思、小约翰·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第206页。
[15]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60页。
[16]校注：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17]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149—152页。柯睿格估计，1046年的文职人员为12700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年》，第55页。
[18]例如见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48页叙述的残忍细节。
[19]到公元前2000年，城市已在中国的几个地区（特别是河南、山东、江苏和湖北）中发展起来，它们是与“由高度阶层化社会造成的社会生活、冶金术、文字和优美的艺术风”一起出现的。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17页。
[20]“脑力劳动成了高于他人地位的象征……孟子认为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君子，以区别于小人。这个观念……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接受了。”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64页。
[21]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生动的叙述，见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康拉德·希洛考尔英译）。又，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22]莫里斯·弗里曼：《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例如“门第富有越强大，越有可能分化为富和贫、强和弱”，第339页。
[23]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3页；又见第85—91页，《东南沿海的大岔坑文化》。
[24]晚至1980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沿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卷的前言）。
[25]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104页。
[26]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问题》，第208页。
[27]爱德华·德顿尔：《1363年鄱阳湖之役：建立明王朝时的内陆水战》，第202—242页，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中国的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