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8部分在线阅读

简练，是说的话少，而包括很多的意思；是用一个字而包括几个字的意思；写的这件事，比别的事更典型些，可以反映出较多的内容与更深的意义来。我们在文字上要多练习，各种形式都练习；要多看，各方面地看。生活上也是如此。你在城市里去逛街，只要注意，便可看见许多东西。譬如：到街上看看鲜花铺，看看那些花如何美丽，将来你描写一个美丽的姑娘，想要拿花作比喻便能用上。如果你只知道莲花，第一回用莲花形容，第二回形容还是莲花，那不成“莲花落”了吗？在工作以外，革命斗争以外，还要多关心、多注意各方面的生活。要做一个文人，首先得是个极活泼、极有生气的人，交友多，明白的东西多，然后，笔底下才能从容不迫。现在有些文章就是干巴巴的，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就是生活不够，把文学看得太狭隘，以为文学作品就是把一件事照样记下来就成了。不是！一段事情，真事本是如此，到了我们手里，就要把它说得富有艺术性，生活的真实跟艺术的真实不是完全一样的，艺术是加工，让别人通过它能够看到最鲜明的形象，明白不少事情。所以，大家的生活趣味要广泛一些，念念古诗，读读外国语，看看赛球……让生活知识丰富起来，再加上文字有表达能力，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我们应当利用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对基本功多注意，多练习，我想，我们的创作是会更繁荣的。
怎样写才简练呢？再介绍一个办法，就是在动笔之前，先要决定这篇文章要给读者总的印象是什么。譬如春天去游山玩水，要写一篇文章，描写这座山，那便须决定是描写山上的植物，还是写它的风景、古迹，或写它的地质变化呢？要抱住一角写，文章就简练，不会罗里罗嗦一大堆了。写东西时，必须首先决定这个。我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一些短文章，别的好处没有，只是叫大家觉得清楚、简练。那就是因为我抱住一个问题说，需要说八句十句就行了，就写八句十句，不多说，不扯到旁边去。这样，文章就简练了。如果要写今天这个大会，也要先决定写哪一方面。写会场的气氛，就要写得热闹，有多少人，大家急于求知……。或是写一个听讲的人，就该写他怎样注意听讲，精神怎样集中。这样写就会简练。不然，东一句西一句，就杂乱无章了。同时文章要有虚有实，互相陪衬。譬如写这个会场，写出文章的热闹气氛，也要放上几句实在的，如发言人提出要多练基本功，大家都很赞成。这样有虚有实，文章就活了。总之，要决定文章里主要的是什么，太实了，让它虚一点；太虚了，让它实一点，像山水画似的。老画家傅抱石同志的笔墨很浓，惯用泼墨，二三十年前，他告诉过我：我画的很黑，难处就在想来想去，在什么地方留下点空白，有了这个空白，就不显得黑了。这是他的秘诀。是呀！画得黑，留下点空白，就显得空灵了。作文章也是这样，要有一个总的目的，要给人什么印象；同时要叫虚的实些，实的虚些。要安排好，哪是主，哪是副。小说、戏剧都如此。
再说一件事情：对描写的对象要知道得全面。譬如要写逛动物园，光写老虎不写别的，容易简明。但是，对于老虎本身，就得知道的多，顶好知道它的全貌。越知道得多，越能够写出带总结性的句子来。我们现在写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读了印象不深，就是因为我们对所写的东西只知道那么一点，都写进去了，而没有一种带总结性的句子，让人记住。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句是总结性的，里面有很多的真理，让人永远记住。毛主席知道美帝国主义的各方面，才写出了这样的名言，知道得多，写出来才能惊人，让人明白，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解决问题。《后赤壁赋》里有这么两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自从有了这句话，多少多少画家画过这个景。这八个字，小学生都认识，可是写出了山川全景，成为一幅图画。知道得全，才会写得深，才能够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写作时，要有这种怀抱，这种志愿。如果人家知道的我知道，人家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那还干什么去写呢！要独创，自己得深知。所以在决定写一篇东西之前，到底对要写的东西知道多少，须检查一下，不必忙着写。知道一分而勉强写出八分，就没有分量。假如知道十分，便能从容选择，那就会非常结实。
应否写得细致的问题。描写不是要求简练吗？简练不妨碍细致。细致是真正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不是泛泛地把什么东西都介绍出来。大家可以去听听评书，《杨家将》啦，《呼家将》啦，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先生跟那个先生说的就不同，功夫就在细致，人们平常不注意的事物，动作，先生们都知道。写得细不要紧，细，是人家不知道的你知道，人家疏忽的你注意了，并且把它写得生动。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真要知道的东西多，才能写得细致。有好多东西，脑子里想要这么说，可是怎么说也不对。当你想形容的时候，不知道需要多少知识，才能形容出来，让人看到具体的形象。我们现在就是知道得太少。只有经常地积累经验，将来写东西时才能形容得好。
我们经常说：内容决定形式。但是反过来，有时候，非用某个形式不可的时候，也会影响内容，发生另一种效果。前些日子，郝寿臣老先生去世了，我写了一篇短文追悼他。材料是我早已知道的，但要把它放在一篇追悼文里，便须考虑怎样安排。我决定通过观众的眼看郝老先生从年轻一直到老是怎样发展的。这样，我没有明说他是人民演员，可是全篇的事实都证明大家是这样看待他的。这就叫文章的效果较好了些。假若是另一形式，我便不这样写了。所以，有某些内容，就要找一个合适的，好的形式，把它容纳、排列进去。这要费一番思索。一篇小说嘛，可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可以用日记体，笔记体，也可以用通信体。我们就要想想：这个材料最好用哪一种形式。在运用形式上，大家应当多读一点书，了解各种形式如何恰好容纳各种不同的内容，慢慢就知道了形式跟内容的关系。否则，把很好的内容搁在不合适的形式里，就会叫内容减色。
总而言之，上面说的都是我们要注意文章给人的总的印象是什么；然后决定用什么形式；而且，把所知道的东西，用好象是总结性的语言写出来，让人记住。描写也是这样。先要考虑：述说这件事，描写这件事，要求的总的效果是什么。故事的内容是很可笑的，笔下就要幽默，有讽刺，取得喜剧的效果。内容是严肃的，文笔也要严肃。不要以为某人的文笔很活泼很幽默，便就学他。这会出错儿。一件很严肃的事，把它开玩笑似的说出来，就不对了。
创作主要的是创造人。在一个剧本里，如果有五个人，就必定得把这五个人明白透，假若我们不知道一个完整的人，差不多就没有法子写作品。剧本里的人物一上场，就衣帽齐楚，五官俱全，就凭着他说两句话，介绍出他的身份、性格来，好难啊！若是把这件事、这个人放在这个戏里也可以，放在那个戏里也可以，怎么行呢？我们真正知道一个人，知道他的全貌，就绝不会把他随便搬来搬去。知道的不深，剧中人就成傀儡了。主要的是创造人，无论写小说写剧本都如此。得眼睛老看着这个人。事情不平凡，固然很好；事情差一点，而人站得起来，仍是好作品。人第一。一般的剧本的缺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就是：事情很多，材料多，而对人的了解，对人的认识没有那么多；太注意事情，而不注意作事情的人。结果，台上事多于人，看了半天戏，事情也很有教育意义，但不记得那些人，这不好。创作嘛，创造不出人物来，怎么能算是创作呢？《红楼梦》、《水浒》尽管还有一些缺点，但是，《红楼梦》创造出了那么多人，一个姑娘一个样。《水浒》又创造出那么多人，武松是武松，李逵是李逵，这是了不起的事！
总之，我们的工具——文字上说，得下基本功。知识、生活都要丰富，也可包括在基本功里。最要紧的，也是我刚才说的，是对人的认识。认识人，是一项顶重要的基本功！
载一九六二年《新港》八月号
充实我们的学识
为纪念我们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我觉得我们有省查我们自己的必要，否则纪念容易成为形式，伟人成为偶像，对我们并无多少好处。
鲁迅先生是博学的人。我们怎样？道一声“惭愧”，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据我看，今天的文艺工作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趋势，即分工已见效，而贯通不足。因为人民政府重视文艺工作，因为人民需要文艺，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就都忙起来，搞戏曲改革的搞戏曲改革，编鼓词的编鼓词，搞话剧的歌剧的电影的也都各守岗位，热心地工作，而且都有一些相当好的成绩。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好现象。可是，因为大家对任务的时常努力，和对业务的深入学习，就难免把心思专放在某一件事上，眼界也不知不觉地缩小了好多。比如说：有的搞戏曲改革的就专从某种民间戏剧的形式上技巧上想革新的办法，闭口不再谈话剧歌剧；或者本来是演话剧的，并不很懂民间的戏剧，一旦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就苦心的下工夫，一定要教京戏或地方戏的演法照着话剧的道儿走，而忘了京剧或地方戏固有的好处。又好比：某些搞惯了民间曲艺的，就深深的钻入曲艺的形式中，连新诗什么的再也不看一眼；而个别的热心创作新诗的呢，也许就不去看看民间曲艺。这样，虽然大家并没有分宗派闹意见，可是对文艺工作的进展就无意中不能不有所阻碍，在人力财力和时间上不能不有所浪费。
我知道，某些精研古代文学或古代美术的专家，往往借口保存传统的艺术技巧，而忽视了新艺术的建设理论，也不肯学习新的技巧。同样的，某些从事新文学或新美术的或者也不关心我们固有的文学美术的传统。这样的两不碰头，就教推陈出新的运动受到损失。
鲁迅先生的渊博，助成了他的伟大。他的对中国古代学术的知识，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适足以教他成为一个有保守性的学者。可是，他既博古，又通今；既知东方的文学，又注意西方的；既创造，又热心翻译。他的学识使他心中有了一架最准确的天平，公平正确的秤量了一切；成见不能成为他的砝码！
学习鲁迅，我们除了应在更加紧学习思想之外，还要多多的学本领。别教成见阻止了我们去接触古代的或现代的文学艺术。学识越丰富，我们的心里才越宽绰，成见才会越减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成见的胚胎。
以我自己来说，我不懂音乐。这就教我吃了亏。在我写一篇鼓词或一首歌子的时候，我只能从思想上感情上调动文字，而不知道它们的音乐效果如何；而我所遇到的制谱的人呢，也许恰好不辨平仄，没有多少文学修养，于是作词制谱费了许多时间力气，结果还是“倒字”不少，唱起来难听。同样的，因为我不懂电影剧本的技巧，所以我只能写个故事，由懂电影的人去改编为电影剧本。自然，这种合作原不是坏事；可是，费两道手到底多费了时间与人力。况且，假若给我改编电影剧本的人恰好没有什么文字与文学的修养，他就可能把个生动的故事弄得毫无生气，技巧都对，而没有艺术的味道。哼，白费了两道手！我切盼能去学一点音乐，学一点电影剧本写法。我也希望会制谱的人，去研究研究昆曲的精密制谱法则，会写电影剧本的人多学点别的文艺本领。丰富我们的知识，对自己对事业全有好处。反之，各自死抱一角，不问旁的事情，文艺工作就必定吃很大的亏，人力财力都不免浪费。这点事虽是以我个人为例，可是这个东拼西凑、慢慢腾腾的现象恐怕是普遍存在的。这值得我们反省。要使文艺提高，须先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学识、本领。
我们切不可随便的自居为专家。那会教我们自满，封锁起来自己。我们不可能成为无所不知的，但是必须争取多知多懂。我们目前的工作没有一件是为了世外桃源预备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专工而孤立。举个例说：假若我们为写了一些鼓词而自满，自称专家，我们便孤立起来。结果呢，我们只是给旧鼓词添上了一些照猫画虎的新段子，跟文艺全面的进展就不大发生关系。日久天长，我们就会在文艺大军里掉了队。反之，我们若是也关心新诗与新音乐的发展，而且把新诗、新音乐，与鼓词结系起来，我们便会有更新的试验，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全新的东西来。这样，我们便不只是鼓词的侍从，而是它的创作者。同时，一个新诗人而不肯向民间曲艺去学习语言的运用，词汇句法中的音乐性等等，而干脆坐待有朝一日鼓词会变成某一派的新诗，那么新诗就会暂时退休，或且永远不会接近民众。我们今天的工作不是保守昨天的成就，而是争取明天的新胜利。我们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文艺问题是孤立着的。我们的方向是一个，已由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我们必须充实自己，多知多懂，才能很快的，不多绕弯子的，走向毛主席指给我们的那条大路上去。在解放以前，我们可以抱着一技之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今天，人民与人民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期望，我们就必须用更多的学识丰富自己，从而创造出足够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来，不能再用那一技之长，专取守势。我们要用新武器装备起自己来。社会上越需要我们，我们不是越得长本事吗？
我们钦佩鲁迅先生的渊博，好，就跟他学吧，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个文武昆乱不挡的人才，好担当起更多的更重的文艺任务；愿与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勉之！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创作的繁荣与提高
——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摘要
繁荣创作是本会最主要的任务，提高作品质量又是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愿对此二者提出些意见，请代表们指正。
一国，一个地区，文艺作品的生产是很难得平衡的。有时候，小说增产，而剧本闹稿荒；有时候，武戏多了些，而文戏不够用……这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不过，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文艺各种形式的一致繁荣是人民的要求，也就应是我们的愿望。在群众里，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爱看话剧，有的喜看小人书……爱好不同，要求各异。我们有责任去满足人民的要求。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创作的繁荣是一方面须产生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是要百花开放——既有优秀的小说，也有优秀的相声等等。一部《林海雪原》的出现是一件喜事，一出《十五贯》的出现也是一件喜事。光有好小说，没有好戏曲节目，便是个不小的缺欠。
有些文艺爱好者似乎以为文学只包括小说、话剧，与诗歌，而戏曲与曲艺等等不在其内，或虽在其内，而是第二等货色。因此，从事研究、整理，与创作戏曲和曲艺的人就较比少，也就难怪直到今天，传统剧目中的一些不通的词句还未能全数改正，多少瑜瑕互见而不失为值得保留的节目还未能得到精细的加工，不少的剧团及演员苦于没有新节目可演。我们的曲艺节目也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我们似乎应当改一改这个对文艺的狭隘看法。
不错，从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来看，我们的确只见到小说，戏剧，与诗歌。可是，这只是因为西方没有戏曲和曲艺这些形式。我们不应因彼之所无，便轻视己之所有。我们全国有四百来个剧种，应引以自豪！我们有责任使这么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的戏曲遗产发出更多的光采来！以言曲艺，西方虽也有所谓杂耍者，但主要是由一些歌、舞片段，和杂技组成的，其文学价值远不及我们曲艺中的说唱节目。在戏曲与曲艺之外，我们还有些文学形式，也是西方所没有的，也不应因为别人没有，便自己也不认账。在解放后，我们搜集、整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又发现了不少前所未曾见过的形式。这样，专从文学形式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自豪地说：这才真是“乱蕊稠花”，丰富多采！因此，我们不该把文学的范围看得过于狭小，缩短了文艺战线。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小说，话剧，与诗歌。绝对不是！这是说，我们的文艺事业的繁荣，有赖于大家分路进军，真正作到百花齐放。群众切盼读到好的小说，也切盼听到好的相声。这是事实。我们不应对人民所需要的任何健康的形式采取冷淡的态度。文艺的繁荣是对百花齐放而言，与孤芳独赏大不相同。
这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小说、话剧等已经生产过剩，而且每一部都是杰作，所以应当匀出些工夫，照顾照顾戏曲等等。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切盼小说家与剧作家多加把力，多写出些优秀的作品来。这更不是说，我们都去抓戏曲与曲艺的传统节目，只要老的，不要新的。不是这样。事实上，近二年来，不论是话剧，还是戏曲与曲艺，在现代题材上，似乎不及从前那样活跃。不错，从前用戏曲形式表演现代题材，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从前写过的现代题材的曲艺段子往往失之粗糙，不大受听众的欢迎。可是，那究竟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与学习，似乎不该因有缺点就永不再弹此调。挖掘传统节目是要事，创作新的节目也一点不该放松。繁荣的道路须用两条腿去走。这就清楚了，我们要说的就是小说、话剧要有人去写，戏曲、曲艺也该有人去写。“清一色”或“缺一门”都有碍创作的繁荣。
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下，我们义不容辞，应当更好地为农村服务。我们也必须运用文艺的各种形式去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文化较高的农村青年若是需要诗歌、剧本、小说等等，岁数大一些的也许更喜爱戏曲与曲艺，不识字的喜欢听，识些字的喜欢阅读——阅读“唱本儿”已有很久的传统。全国的话剧院与话剧团不算很多，不够普遍送戏上门、巡回农村的。这就不能不求助于戏曲、曲艺，与电影了。但是，特为农村创制的戏曲，曲艺与电影有多少呢？大概不多。不错，许多为城市人民所喜爱的节目，或者也是农民所喜爱的；可是从教育五亿农民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来说，理应有一些专为农民创作的节目。文娱节目不应专管消遣，不管宣传教育。农民也许与城市人民同样地爱看《二进宫》，但是《二进宫》与农民的问题丝毫无关。《二进宫》可以唱，《李双双》绝对不可少！《红岩》受到普遍的欢迎，可是相声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为满足文化水平不都一边高的农民的需要，形式“百花齐放”是必不可忽略的。写小说与话剧的应当深入农村，写曲艺与戏曲的也非例外。
几年前，有些作者反对通俗文艺。他们认为通俗文艺是低级的，有碍于提高的。事实上，从文字技巧上说，他们若去学一学那所谓低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许对他们自己的提高正有所帮助，因为通俗文艺的语言既须雅俗共赏，又须深入浅出，正是他们还未能掌握的。创作能力的提高是有赖于多方面学习，多方面积累经验的。从思想上说，他们总是愿意写出带有洋味儿的作品，自居高明，不愿考虑广大群众的要求。要知道，广大群众是有眼睛的，并不盲目地接受粗制滥造的作品，而一段好相声或鼓词的写成也是要呕尽心血的。
从解放到今天，北京市培养出一些位曲艺作家，但并不够用。在戏曲方面，我们培养出几位导演，和给旧节目加工的执笔者。戏曲创作者为数不多。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戏曲新节目往往不是由各地方剧种移植过来的，便是由话剧改编的，创作较少。移植与改编都不足为病。以京剧来说，它向来就长于吸收与移植，并且供给别的剧种以值得移植过去的剧目。不过，只有创作，才能真的提高戏曲的语言，放胆运用戏曲技巧，作各种新的尝试。好的老节目值得整理、加工。但是，老节目毕竟是老节目，很不容易经过加工而表里皆新，脱胎换骨。新的创作是新的生命，通体皆新，别开生面。达种全新的作品容或有新的缺点，可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辩论，提出问题。近二年来，有几位北京市的诗人与小说家自愿地到戏曲与曲艺团社里去工作，这是新事，也是好事。我想，他们不至于因学习戏曲或曲艺便忘了怎样写诗与小说。相反地，他们可能不但写出好的戏曲或曲艺节目，而且因此也提高了写诗与小说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青年文学爱好者应当一开笔就写相声或京剧，而不可写小说；也不是说，诗人与小说家全马上改行，去写评剧或山东快书。一个人进行创作总和他个人的生活、知识、兴趣有密切关系，无可勉强，更不许强迫。我只是说，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作家，能够把文学范围看宽一些，把人民的需要看全面一些，使文学各部门都繁荣起来，一定是有益处的。诗人杜甫与戏曲家关汉卿的贡献都足以照耀千古，光芒万丈。有的人，条件俱备，立志下十年或二十年的工夫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就不该去打扰他，请他改编《四郎探母》，或创编“五郎探母”。可是，假若他愿意，抽出点时间，动一动《四郎探母》，也不见得有什么坏处。我只是不希望他说：小说是最高贵的，而戏曲不值一文。
在清代末年，多少多少北京人，特别是满族人，写出了大量的曲艺节目，并且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评书艺人。因为写了那么多的曲艺段子，所以才经过淘汰，还有不少节目保留到今天，而今天的评书演员所评讲的史话也是经过多年的继承与发展的。这些人的劳动并没有白费，他们丰富了当时和今天的文娱节目。今天，曲艺已被称为文艺的尖兵，迫切需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段子。由北京曲艺演员的努力，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形式——曲剧。这个新剧种很受北京市民的欢迎。曲剧所需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不低于话剧与新歌剧，在文字上则更为难写，因为组成曲剧的曲牌子有一定的格式。我们没有理由轻看新歌剧的创作，正如没有理由轻看曲剧的创作。若从文字上来说，习写曲剧也许更多一些好处，因为曲牌子格式的限制较严，也就更费力一些。学习格律较严的形式至少是提高语言的一道。
几十年来，京剧名演员往往与文人、画家、音乐家为友，经常来往。那些位文人帮助四大名旦创作了许多新节目。这样，四大名旦的表演风格不同，剧目也有所不同。我看这个办法不错。今天文艺界的团结是空前未有的，可是在剧目的创作上，相互帮助显然不够。我自己常遇到这样的事：在开会的时候与某某演员相值，握手之后，演员亲切地要求：给我们写个剧本吧！这样相遇之后，也许好几个月不再谋面。剧本呢，当然全无着落。反之，我们若是常常见面，常常相聚谈天，或者谈着谈着就会谈出个题目来，而后越谈越具体，演员的舞台经验与作家的文笔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一出好戏。这样的作品不是由作家独自赶制出来的，也不是由演员找些水词儿凑出来的，而是经过双方仔细讨论，从容不迫地写成的，既有文笔，又有舞台技巧。这样合作还有个好处，就是作家与演员相处日深，摸清楚彼此的长处，从而运用这些长处，故能文笔与演技相得益彰。马派戏有马派戏的写法，荀派戏有荀派戏的写法，不是吗？可是，设若每半年才会面一次，是不会彼此摸着底的。近来，戏曲界拜师收徒之风甚盛，老手肯教，青年愿学，值得庆贺。为了作家与演员的密切合作，创作剧本，我们似乎也应当拜友。这倒不必取一定的仪式，大家分头交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