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39部分在线阅读

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
（三）技巧不高。写什么都需要技巧。写剧本特别需要技巧。舞台是最不客气的，有任何一点不合适，台下便看得清清楚楚。台词稍有重复（有重复的必要者除外）台下就听得明明白白，认为作者的词汇欠丰富。可是，我写剧不是科班出身，不大懂得舞台。我之所以能够写得比较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只顾一气呵成，按着我的企图去突击。我没有详细考虑过舞台上所需的安排和应有的效果，我不知舞台是怎么一回事。我常对导演和演员说这句笑话：我写的是民主剧本，请随便改动吧。这给了他们便宜行事之权，可也给他们增加了困难。一个剧作家不但须是个思想家，而且须是个大艺术家。莎士比亚与莫里哀都兼作演员，而我们的不少演员在大跃进中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即是明证。我把写戏看得太容易了。
我也有个好处：导演与演员们要求我修改剧本，我会狠心地把自己以为是得意之笔的地方删掉，补上舞台上所要求的东西。这足见我在写戏的时候，因为眼睛没有注视着舞台，把力气用错了地方。舞台的限制并不因个人的愿望而消失。我的确是极其关切笔下的人物，但是我忽略了人物在舞台上如何发挥威力。一出好戏，人物出来进去正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使观众感到舒服。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喜欢叫谁上来就上来，叫谁下去就下去，这个“自由主义”破坏了戏剧的完美。
看排戏是作者学习的好机会。一个剧作者应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还须有戏剧生活——对前台后台都熟悉。跟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能够打成一片是必要的。
一个剧作家需要多少知识与修养啊！我只提出自己的三大缺点也就够证明这个看法的了。我愿再努力学习，也希望有志于戏剧创作的青年朋友们别把写戏看得太容易。我们都应该在生活上，哲学上，与舞台技巧上狠狠地下一番预备功夫。
载一九五九年《剧本》十月号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我们可敬爱的人民警察千真万确是人民的。他们与人民的亲切关系是我在解放前无法想象得到的。自从发表了《西望长安》，我就总想再写点什么表扬他们，感谢他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得到了机会。人民警察一向热诚地帮助人民寻亲觅友，使亲友欢聚，并不始自大跃进。不过，在大跃进中，这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数量上与质量上作得更多更好了，使我得到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我就写了《全家福》这个剧本。
剧中情节是我由许多资料中选择出来，重新安排过的，以便集中。简述如下：十五年前王仁利为饥寒所迫，离京谋生。他托的那时候的一个铁路警察往家中捎钱，警察吞吃了钱，并告诉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乡。于是，一家人好象被一阵怪风忽然吹散，饱尝苦难。解放后，他们虽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泪。一九五八年，经人民警察耐心地调查、分析，终于找到了线索，使全家得以团圆。
我写的是新事，而涉及人民由旧社会带来的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虽然没有阻碍他们在新社会里争取进步，可也有时候叫他们在暗中落泪。我们的人民警察不仅尽职地工作，而且解除了人民心中积存已久的隐痛。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尽管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热情却使我欲罢不能。是嘛，这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使我绝对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至于杜勒斯之流说什么我们不要家庭了等等怪话，我倒不屑于用这个剧本作为答辩。无聊的怪话怎样遮掩住社会主义的阳光呢。
载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北京日报》
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在排演以前，这个剧本已写过十次。每一次都是从头至尾写过一遍，不是零零碎碎的修改添减。枝枝节节地这儿添一点，那儿减一点，永远不如重新另写一回可靠。用碎布拼凑，不容易作出美丽的衣裳来。
写十次，一共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其中因病因忙，时有停顿；要不然，必不会拖延得这么久。一九五二年是个忙年，一个运动紧接另一个运动，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了，又接上另一项。可是，在万忙中，我总抓紧时间，藕断丝连地写剧本。
我们应当忙，我们也应当写作。我们不该借口忙迫就搁笔不写。同时，我希望，领导上也该设法调整作家的工作，不要教他们忙到不可能拿起笔来的程度。
剧本的初稿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后半月开始动笔的。那是北京的“五反”运动逐渐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许多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个剧本，纪念这个伟大运动。他们以为：这个运动既是史无前例的，又是极有关于今后的国家建设的；就是对于世界上正待解放的人民，也不无教育的价值——无论哪一处的人民，一旦得到解放与政权，而须与资产阶级合作，就必须警惕这阶级的进攻。这样，这就不是个简单易写的剧本。
我本想约集几位朋友，共同计划一个剧本提纲。可是，朋友们和我都正忙着参加“三反”或“五反”的工作，没有空闲，假若我等着大家都稍有空闲再共拟提纲，那就须一直等到两个运动结束了的时候。创作需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
我决定不再等，而仅就个人所能理解到的独自起稿。这方法有缺点，即对整个运动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没看清楚。它可也有点好处，好歹有个全稿，容易和朋友们商讨。大家凭空共议提纲不是件容易事，往往谈来谈去，莫知所从，乃至无结果而散。有了一个准稿子，大家就可以集中讨论了。
初稿草成，我把它交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们，说：“请给我看看吧！有可取之处，请提意见，我去另写一遍；若全无是处，请扔在字纸篓子里。”
虽然大家都正忙着“打虎”，可还抽空读了我的初稿。他们告诉我：内容欠充实，但有一两个人物。凭这一两个人物，值得再写。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部文艺作品，找故事容易，写出人物困难。没有人物，不算创作。
我另写了一遍，再和大家讨论；然后，又写了两遍。这四次的稿子大致相同。在人物方面，集中力量描写资本家，而且写得相当生动。在故事方面，写的是“打虎”，因为在那时节，大家只知道“打虎”，还不大理解别的。剧名就叫《两面虎》。这是个描写运动本身的，类似活报戏的作品。
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看出来第四稿的缺点——只见资本家的猖狂，不见工人阶级打退进攻的力量。故事始终围绕着一两个资本家的身边发展，写到了他们的家属、朋友、亲信，和被他们收买了的干部，而没有一个与他们对立的工人队伍。这样，所有的斗争就仿佛都由感情和道德观念出发，而不是实打实的阶级斗争。虽然他们的儿女、老婆、朋友也喊“要彻底坦白”等等，可是总使人觉得假若资本家把心眼摆正一点，不口是心非，也就很过得去了。这样的“两面虎”，只是近似假冒伪善的一个伪君子，不能表现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这是暴露某些资本家私生活的丑恶，离着“五反”运动的阶级斗争的主题还很远。不行，还得另写！
从前四稿中资本家的营业看，也得另写。剧本中的资本家是搞营造业的。在当时，营造业是检查的重点对象，所以我也就人云亦云。可是，一般的营造厂往往是有个漂亮的办公室就可以做生意，它只有店员与技术人员，没有生产工人。当然，店员们也是工人，也可以斗争资本家；但是，剧本中若只出现几个店员，总显着有些先天不足。况且，营造厂既不生产什么，也就很难用以说明政策中的斗争与团结的关系。
看出以上的缺点，大家决定：第一，须把资本家由家庭中搬到工厂里来，面对工人。第二，工人须在戏剧中占重要地位。第三，资本家须是产业工厂的主人，不是营造业的。第四，得有检查组上场，掌握政策。
这个变动相当的大，几乎是将第四稿全盘打烂。可是，我并没害怕，热情比害怕更有用。
我又写了两遍：资本家变成了私营铁工厂的厂主，有工人出来斗争他，有争取高级职员，有检查组登场；他的家属只留下个小女儿，其余的人都删掉。这就是五、六两稿。
关于检查组的情形，不难知道。人民艺术剧院好多朋友都参加过这项工作，他们供给了用不完的资料。铁工厂的情形也不难了解；这时候，厂主们已受了教育，有了觉悟；他们肯将过去的错误说出来。难处是在描写工人。
这时候，人民艺术剧院的三十多位朋友到一个私营铁工厂去体验生活。于是剧稿就有机会读给工人们听，我自己也得到机会访问工人和资方，并且到劳资协商会议上旁听。这样，剧本中的工人的生活、语言，以及在“五反”运动中怎么活动，都逐渐地有了轮廓。
可是剧名还是《两面虎》，内容也还是“打虎”。这虽比以前的稿本内容充实了点，可依然是写运动本身的现象；有了斗争，斗争是为了什么却不十分明确。
已经到了夏天，北京的“五反”运动进入结束阶段。知道我正在写这个剧本的朋友们说：“五反”运动既已基本结束，就应当写得更全面一些，更深入一些。比如说：戏不由“五反”写起，而推到“五反”以前，写出资本家怎样施放五毒，以便道出“五反”运动的重要与必要。结尾呢，也不是把违法资本家送交法院，而是团结了他；教他明白：若能遵守共同纲领，规规矩矩地发展生产，他还能有生活，有用处。这不就有头有尾，真像完整的一段“五反”历史了么？由描写“打虎”的情况，进一步去写也团结也斗争的政策，不就深入了许多么？
我接受了这个好意见，决定加头添尾。
这又须把前稿全盘打烂。一个剧本不能中间不动，硬穿上靴戴上帽；更动一点全体都得更动。而且《两面虎》已有四大幕，再加上头尾两幕，成为六幕大戏，演五小时，也不像话。还须重新另写。
为团结作准备，就须表现资本家的好坏两方面；光好不坏，就无须斗争，光坏不好，就没法团结。也只有这么好坏兼顾地描写，才能使人物深厚；也只有这么描写，才能符合政策——不是消灭资本家个人，而是肃清他的污毒。这样写，已经不再是《两面虎》中的“两面”了。那个“两面”，前面已经略略交代过，是伪君子的“两面”，口中甜蜜，心里虚伪。这一回的两面是由实际行动，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比如说，在解放后，工商界受到政府的种种照顾，大家的生意不但没有垮台，反倒更好作了。资本家们，一般地说，是真心地感激政府；是真的，不是耍嘴皮子。因此，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也的确热诚地参加，踊跃地捐献。他们懂得拥护政府，爱自己的国家。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见钱眼开，不惜施放五毒。多赚钱，在他们看，是天经地义，他们想不到施放五毒是罪行。他们有不少这样的两面性。能抓住这类的“两面”，就差不多抓住了他们的阶级本质。能抓紧这一点，就可以用他们在作生意上的实际行动和“五反”运动紧紧结系起来，扣紧主题，不必旁生枝节。《两面虎》的六次稿本，至此一概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