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34部分在线阅读

简练的文字不容易写。
首先，要有思想上的准备：认清楚为什么要写和为谁写。我们今天执笔为文，是为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与大跃进，是为广大人民写的。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要点，不蔓不枝，不浪费自己的笔墨，也不多耽误读者的宝贵时间。若不认识此理，我们就容易以为写文章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对别人概不负责，于是信笔所之，浩浩荡荡，没结没完。这样的文章必是事无大小，一视同仁，不加选择，不分轻重；也许还只顾了琐屑，而忘掉重点，使读者看完，得不到好处，也许只读三五行便读不下去了。这叫作不解决问题的文章，之乎者也一应俱全，可是没有人爱看。我们不应当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现在写文章就是把我们的心交出来，交给人民。所以，第二件要事便是：我们的生活必须和人民的生活打成一片，别老爬在书桌上推敲文字。那推敲不出什么来。文字是说明生活的。没有生活，凭空推来敲去，文字总是死的。有人民的感情，才能写出人民爱看的文字，这叫心心相印。专凭咬言咂字，耍弄笔调，写来写去还是空空如也。
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生活的锻炼，我们第三件要事便是怎么运用语言文字了。
文字简练不等于苟简。所谓简练，是能够一个字当两个字用，一句话当两句话用的。说的少，而概括的多。这很不容易。为作到这样言简意赅，必须心中有数，的确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先要多思索。决定了要说什么，还要再思索：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思想明确，思路顺当，就能够说的少，而包含的意思多。反之，想还没想清楚，层次混乱，就只能越说越多，也越胡涂。这样的胡涂文章，虽然字数很多，仍是苟简的，因为光凭手写，而没动脑筋。不动脑筋，即不严肃，必然闲言碎语满篇，没有真话。
真话不仗着无聊的修辞来粉饰。恰相反，下笔之时不先想好要说什么，而只劳心焦思地去搬运修辞，预备东抹西涂，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来。生动鲜明的形容比没有形容好，不恰当的形容倒不如干脆不形容。泛泛的人云亦云的形容，只是使读者生厌，不如老老实实地直陈事实。朴实的文字能够独具风格，力求花哨而辞浮意晦是一种文病。真话是说到根儿上的话，从心窝子掏出来的话，它一定不需要无聊的修辞。
每一句要结结实实地立得住。每一个字要多多斟酌。字字妥当，句句结实，就会作到一个字当两个字用，一句话当两句话用。妥当的字，结实的句子，管的事儿多。古代凯萨征服了某地，向罗马报捷：“我来了，看见了，征服了！”这很简单。可是，这也充分地表现了古代的一个能征惯战的大将的得意与威风凛凛。这简单的句子可以当好几句话用，而比好几句话更有劲。假若他这么说：“看看我，我是何等伟大，英勇，所向无敌啊！我来到此地，看清楚一切，就列开阵式，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征服了敌人！你们欢呼吧，向伟大的凯萨欢呼吧！”恐怕就不大像凯萨的口气了。这吹嘘得太厉害，好像已经沉不住气，反损失了大将的威风。
妥当的字，结实的句子是由事理人情中得来的，光倚赖字典与词源不能解决问题。这就使我们更明白：文字的运用是与生活分不开的。生活中使用语言，创造语言。我们须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提炼语言。先求用字造句妥当明确，合乎逻辑，而后再进一步加工，达到生动鲜明。不合逻辑，即根本不能成立，怎能生动鲜明呢？今天有些学习写作的人，往往先求漂亮，拿起笔来不考虑如何说真话，而去找些好听的词汇，不管适用不适用，都勉强用上，以为这样就有文艺性了。这是个错误。他们以为作文章须装腔作势。事实上，好文章绝不虚伪，而是有什么说什么，说得有理，说得明确。明确有理的文章，有法子加工，使之生动鲜明。乌烟瘴气的文字很难加工，因为它本不知所云，定难下手修正。
载一九五八年《语文学习》五月号
谈用字
说话要说明白。作文是把话写在纸上，更须把话说明白。一句话是由一些字和词造成的，所以一字一词都要用得正确；要不然，那一句话就不会明白。这样，我们写一句话，不要随便想起哪个字就用哪个字，必须细细去想，哪个字最合适。作文是费脑筋的事。
比如说，“上学”和“入学”本来是差不多的，可是它们不完全一样，我们就不好随便的用。“小三儿上学去”是说今天早晨小三儿到学校去；“小三儿入了学”是说他考取了学校，现在已经入了学。这样，一个“上”字和一个“入”字就不能乱用；一乱用，话就不明白正确了。
有许多字和词是我们不十分了解的，我们必须小心的去用它们。在用它们以前，我们最好打听明白了，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能马马虎虎。字面差不多的字眼，须特别留神：“联盟”不是“联合”，虽然都有一个“联”字在内，“联络”也跟“联系”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看见别人用了某个字，我们就也去用，除非我们完全明白了那个字的意思。把字用对了，话才能明白。
有时候，字用对了，可是不现成，这也不好。比如说，“行”跟“走”本是一个意思，我们可不能说：“我行到东安市场”，在这里“走”字现成，“行”字不像话。赶到我们说“行军”的时候，又必说“行”，而不说“走”，因为“行军”现成，“走军”不现成。现成不现成，就是通大路不通大路；大家都那么说，就现成；只有我们自己那么说，就不现成。我们不能独创语言，语言本是大家伙的。
同样的现成字不止一个，我们还须留心选择哪个最恰当。拿“作”“干”“搞”三个字来说，它们都是一个意思，而且都很现成，不是僻字。可是，我们要先选择一番，再决定用哪个，不可摸摸脑袋算一个。在“他作事很好”这一句里，“作”最恰当；我们不能说：“他干事很好”，或“搞事很好”。在“你要好好的干！”里，“干”就比“作”与“搞”都更有力量。“他把事搞垮了”，“搞”又比“作”与“干”都更恰当。现成的字若用错了地方，就失去现成的好处，反倒别扭了。
照上面所说的，我们知道了用字的困难。克服这困难的办法是要字字想好，一点也不随便。想好了以后，还须再想有没有比这个字更好，更恰当的。这是必须有的训练，我们千万不要怕麻烦。现在我们若不肯下这番苦工夫，以后我们就会吃很大的亏。现在我们费点心思，养成谨慎用字选字的好习惯，以后就享受不尽了。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语文学习》创刊号
题材与生活
题材问题恐怕就是写什么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是件好事，这反映了人民对作家的要求和领导对作家的关切，以及作家的向上心。在资本主义国家，写作是为了卖钱，不发生这个问题——进步作家是例外。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上既万象更新，作家们当然都想写教育性政治性较强的作品，不愿写记忆中的陈谷子烂芝麻，而想写些新的题材来歌颂社会主义。这是人同此心的。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是这样自期的，今后还要这样做。新的题材我不愿放弃，不会因为讨论题材问题就改变这个做法。不过以后我也许要写旧的，如历史题材和反映旧社会生活的作品。新的旧的都写，也是两条腿走路。这样我就更加从容了，不至于因为写不出现代题材的东西而焦急了。
我过去写新题材没有写好。这与生活有关。我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而没想到自己对题材的适应程度，因此当自己的生活准备不够，而又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只好东拼西凑，深受题材与生活不一致之苦。题材如与自己生活经验一致，就能写成好作品；题材与生活经验不一致，就写不好。我写话剧《青年突击队》就因为这个原因写的很差。青年突击队这个题材固然重要，我对它却不熟悉，只到工地去了几次，无法写好。因此，我们应在生活上给作家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写，自己去选择题目。如赵树理和柳青同志，他们长期在农村中生活，所以写出了好作品。赵树理同志长期“镇守”太行山，我却终年呆在北京，今天到柳树井，明天去东四牌楼，生活不够，而创作欲望很强，写作颇勤，勇敢可嘉，却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能扛得动那些活儿。我觉得领导上提供题材线索是可以的，问题在如何叫作家去深入生活，和给予从容写作的条件。即使老作家，也要有生活才能写作，没有生活便不能点铁成金。所以首要的问题还是解决深入生活的问题。
题材应是自己真正熟悉的材料，作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阐明题材的意义，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主题。相同的一个题材，莎士比亚写过，本生也写过，而主题却不相同。我们有些作者没有充分的创作准备，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是自己从生活中反复思索得来的，而是把政策当作主题，却又不知道政策是怎样得来的。这样写成的作品只是拿一些临时找来的材料来拼凑，硬安上一个主题，怎么能够写好呢？我写话剧《义和团》的时候有些体会：本来这个题材可以有各种解释，可以从各方面去选材。因为我父亲是被洋兵所杀，所以北京虽有些人不喜欢义和团，我可是另有感受，因此要写这个剧本。我感到中国的农民很勇敢，不甘做奴隶，如果受压迫，就要揭竿而起，这就是这个剧本的主题。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也有先定主题，临时找材料的，正如一件“富贵衣”，没有做到天衣无缝。有时要突出主题就喊几句口号，好象告诉读者说，教育意义就在这里！有时就让支部书记出来说几句话，也为了点明主题！因此我看到自己写的剧本中支部书记讲话，就感到特别难受。主题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东西，生活丰富是最重要的。
题材与作家的风格也是有关系的，熟悉了题材，才能产生风格。作家总是选择与他的创作风格一致的题材来写。我就写不出斗争比较强烈的戏。因为天性不是爱打架的人，而且又没有参加革命斗争，所以写起逗笑，凑趣的东西就比较方便一些。我喜欢笑，写悲剧就不大合适。题材、体裁、风格都是有关系的。因此，应当是，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同时也与劳逸结合有关。如果要我关起门来写悲剧就很困难，对健康也许有些损失。所以应多写一些对自己适合的、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也预备写一些虽然现在不熟悉但却可以去熟悉的东西。写新事物，也写旧生活。有人老是写一样的题材也无所不可。有一招就拿出一招来，总比一招也没有好一些。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
现在还有一些老作家没动笔，应当动起笔来。有的青年作者写了一部作品而失败了，不要灰心，不可以一部作品论成败。写了作品没成功也可以得到锻炼。这次没写好，下次就可能写好。三个剧本没写好，也可能利用这三个剧本的材料写成一部小说。长篇写不成就写短篇，小说写不了就写散文，写总比长期搁笔不写好。要经常增加本领，有了本领即使是别人出题也能写出好文章。
载一九六一年《剧本》五、六月号合刊
土话与普通话
从前写作，我爱用北京土话。我总以为土话有劲儿。近二三年来，我改了主张，少用土话，多用普通话。
是不是减少了土话，言语就不那么有劲儿了呢？不是的。语言的有力无力，决定于思想是否精辟，感情是否深厚，字句的安排是否得当，而并不专靠一些土话给打气撑腰。
北京的土话可能到天津就不大吃得开，更不用说到更远的地方了。这样，贪用土话本为增加表现力，反而适得其反，别处的人看不懂，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
由历史上看，土话的生命力并不怎么强。您看，元曲中的，和更晚的《红楼梦》中的一些土话已多死去，给我们增加了困难，非作一番考证功夫不能穷其究竟。就是我幼年时代的北京土话，到而今也有很多打入了冷宫的。交通越方便，教育越普及，土话的势力似乎就越小。土话势力越小，普通话的势力就越大，这是好事，也是非常自然的。
一个生在某地的作家或演员，极其自然地愿意用本地话或一部分本地话去写作或表演，因为容易写的顺手，演的顺口。用普通话去写作或表演须费更多的事，费了事还不见得写得或说得够味儿。可是，这也就是作家与演员更该努力苦学的地方。我知道，割舍摇笔即来的方言而代之以普通话是不无困难的。可是，我也体会到躲避着局限性很大的方言而代之以多数人能懂的普通话，的确是一种崇高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在于以牛易羊，换换词汇，而也是要求语言负起更重大的责任。负起语言精纯、语言逐渐统一、语言为越来越多的人服务的责任。
载一九五九年《中国语文》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