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30部分在线阅读

载一九五九年十月《电影艺术》第四期
谈《武松》
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印出一部书，厚厚的两大本，八十多万字。这部书就是在江苏省文化局领导下，整理出来的王少堂老人的扬州评话《武松》。感谢江苏省文化局，感谢王少堂老人，感谢参加整理工作的同志们！《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数虽多，读起来却不吃力；处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
按照世界文学传统来说，史诗是歌唱英雄人物的。武松正是我们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英雄。因此，尽管这部书虽不是用诗的语言写的，可是性质确乎近于史诗。
环绕着这位英雄，王少堂同志和他的前辈们创造了许多具有鲜明形象的人物。这些人物不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而多数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按照文学传统来看，这就不大像史诗了。可是，正因如此，才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有这种既有英雄，又有“凡人”的史诗，通俗的史诗！
这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问题。从思想上，这证明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尽管是评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我们也只适可而止地运用点浪漫的色彩，并不把他形容成天神。我们更重视人。这也就是我们多数的评话的可贵之处。
是的，我听过一些北京的评书，凡是好的评书演员都像少堂老人那样，总是把近代的人情世态与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人物联系起来，绘声绘色地叫我们看见听见英雄们的如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同时也看见听见受欺侮的人们的形象与呼吁。这样，他们虽然是在评讲英雄的故事，可是给我们画出一幅我们所能了解的、我们所关心的社会图景。少堂老人口中的武松所住过的衙门与牢狱未必都不折不扣地像是宋朝的，他说的那些风俗与制度也未必全像宋朝的。他所说的也许更像清朝末季的事。可是，这正是听众所要听的！少堂老人这样说《水浒》，已故的许多北京名手也这样讲《聊斋》与《包公案》。不过，我所听到过的那些还没有像少堂老人所说的那么细致的、全面的。我们似乎无须要求评书演员们能够作到说哪一朝代的故事就都一切逼真，制度衣冠每一细节都符合历史——恐怕历史专家也难作到。我们倒是应当注意评书的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因它会以古比今，古为今用，发生影响。事实上，听评书的人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普通的人民。人民需要什么，评书演员才供给什么。评书在民间所以那么大的势力与影响，大概不仅仗着演员的表演技术，而也仗着演员们的密切结合群众，知其所需，从而供应。在这一点上，似乎值得文艺作家们多想一想。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用当前的风俗、制度去写汉代或唐代的故事；我是说，我们该多想想深入群众，与为谁服务的问题。
评书是千真万确得到人民批准的。群众不爱听，马上就走开，毫不客气。评书演员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给书听，一件事紧接一件事，不多费力气去详述细节，或旁征博引。这是尽职的演员。可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都是第二类的——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离开正题，说些闲文。这是怎么回事呢？人民为什么批准这种说法呢？
是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生活呢？大概是！武松走到一个山村，或进了一座酒楼，听众就希望看见山村或酒楼的全貌。因此，评书演员的生活知识必须极为丰富，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知，说得头头是道。据说：前些年去世的北京评书名家双厚坪说《挑帘杀嫂》这一段，就能说半月之久！通俗史诗的另一特点：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一毫不苟，丝丝入扣。
在我们的新小说里，我们讲究艺术的控制，力避枝冗。我们也许管这种细巨不遗，搏兔亦用全力的评书手法叫作自然主义。我们应当反对自然主义，我们不必一定去学评书的手法。可是我们必须去丰富生活，深入生活，以免写出干巴巴的东西。王少堂老人的《武松》可以说两个多月。我们的一部小说也许只要几个钟头或几天就可以读完。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需要简练深刻的作品。尽管如此，我们破功夫去听一听或看一看《武松》，还有很大的好处。首先是：它叫我们惊叹，书里边有多少生活知识啊！
这部书是经过几代的钻研、充实、修改而形成的。正如古代的史诗那样，它是集体的创作。现在出版的两大厚本恐怕还不能算作最后的定稿，我们都有责任提供意见，帮助它继续生长。
《武松》的语言是通俗的散文。它虽然不是诗，可是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可惜，没有少堂老人的眼神手式的配合，未免减色。通俗的史诗需要少堂老人那样出色的艺术家来评讲啊！这就叫我想起：我们的新小说是不是每一部都不仅可供阅览，而且可以朗读呢？假若不是这样，那么作家在语言上似乎还要更考究一些。一个人高声朗读，叫大家听，听得懂，而且爱听，影响不就更大一些么？我觉得新小说应当与评书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点上进行竞赛。
谈《武松》就谈到这里，因为只粗粗地读了一遍，还不敢提出具体的有助于再行提高的意见。
载一九六○年《雨花》四月号
谈《阴阳五行》
今年四月号的《人民文学》登载了一篇相声——侯宝林、郭全保口述的《阴阳五行》。友人叫我对这个加过点工的传统节目发表点意见。我想起来下面的一些话。
就我的一点写作经验来说，相声是极不容易写的。据我看：《阴阳五行》这一段，以语言来说，赶不上《大保镖》等传统节目；以形象来说，也不及最近发掘出来的《打牌论》那么生动。可是，若是叫我去写它，我须费很大的力气，还不一定能够写得出来。相声极不易写。我不愿夸大地说：它比短篇小说或独幕剧更难写。可是，我的确知道：在近几年来大家写成的大量相声段子中，值得保留下的并不很多。这就难怪有的人说：现在的相声不招笑！对，相声之所以难写，就因为它必须招笑，而且要在短短的十分钟或一刻钟里招许多许多次笑。这真难呀！买票去听相声的人，收听广播相声的人，都是为开开心，笑一阵。假若他们听完了相声而直吸鼻子，掉眼泪，便是个小小的悲剧。这么一说呀，我就觉得《阴阳五行》这一段，还应当算作很不错的节目。它能够招笑，它是相声，值得保留。
今天我们的相声演员与相声听众，在政治觉悟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要说含有毒素的，就是那专为招笑，而无理取闹的段子，演员们就不肯表演，听众也不愿意去听。今天的相声比解放前的干净多了，健康多了。可是，这不应当解释为相声可以放弃招笑，表演者瞪着眼背诵政治论文，听者紧张地边听边写笔记。不该这样。相声总该是相声，它说多么高深的道理，也须以幽默出之，使人在笑中领悟，潜移默化。我们可以用相声的手法谈政治，而不能用政论手法写相声，文体不同也。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难免笼统论事，以金木水火土来“研究”苹果和山里红了。谈到这里，我就可以说：《阴阳五行》这个节目并非全无教育意义！它只是没在篇尾郑重声明一下：“这段相声确有所指，就是说，思索事情，观察世象，万不可笼统地用一个框框，牵强附会，一以贯之。请大家回去，要细细研究、讨论。”是的，这段相声的确没作这个声明。可是，任何相声都不该这么声明明！这也就是相声难写的原因之一。它须设法用偏锋、侧击等等技巧，使人随听随笑，到最后拿出最可笑的“底”来，演员方好在掌声中下台。若是说到最后而严肃地声明一番，解释几句，恐怕他们便僵在台上，下不去了！
载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六期
谈翻译
拿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假若没有外国书的一些译本，我读的书就更少了。感谢翻译工作者们！在我所阅读过的书中，起码有三分之一是译本！你们的劳动给我和多少多少人带来最贵重的礼物，智慧与知识。
可是，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古代的佛经，我念不懂，只好不读。近年的白话译笔又往往犯两个毛病：一个是语言累赘，读起来颇为费力；一个是文学作品的译文往往缺乏风格。因此，阅读译文，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使我得到的不都是欢快；所以，非到不读不行的时候我才皱上眉头，拿起书来。
这样挑剔，并非轻视翻译工作者。翻译是极其重要，又极其艰苦的工作。搞创作的精通一种语言即能尽职，搞翻译的却须至少精通两种语言。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意，随便添减。翻译工作实在不容易作好，我虽然挑剔别人的毛病，可是若叫我去作呀，准保更糟！
翻译工作既然既重要又艰苦，就理应加以鼓励。我建议，文化机关既奖励了剧本和电影剧本什么的，就也该奖励翻译。要知道，一本外国杰作，若译得好，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珍宝，世世代代相继享受，为什么不该得奖呢？
现在，翻译工作者似乎也须加强组织，作出规则，集体的规划与个人的规划。科学的与哲学的名著，我认为，应当进行集体翻译，个人不便独立地工作。集思广益，能够保证精确。集体工作对于规定译名也有好处，事前既便讨论，定名之后还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公布，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的译名（人名、地名和科学哲学的词汇）相当混乱，应该及早调整，划一。还有：每逢看见“背景”、“远景”、“典型”等词，我就感谢翻译工作者给了我们这么精确而又自然的新词汇。所谓“自然”者，因为它们虽然原是洋字，而看起来并不眼生，好像是土生土长的。赶到遇上“范畴”、“憧憬”、“幽默”等，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好像穿洋服似的，虽然挺神气，可是不像穿小棉袄那么舒服自然。正确而且亲切，似乎才是译名的上乘。不在我们的普通话里去搜索宝贝，我们的译名就也许很正确，而不能一目了然地使人见文知义。据我的也许不大科学的看法，我以为连翻译科学、哲学的名词，也应顾到普及，不摆什么科学与哲学的架子。要知道一个生硬难解的译名，就给学习的人带来许多困难。为达到既信且俗，也需要集体工作。
翻译文学作品似乎应当个人单干。即使二、三人合作，也应最后由一人执笔行文，以便风格统一。尽管林纾译书，有人帮助，可是文笔的确是他一个人的。
谈到风格，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这极不易作到。可是大概地说，一个作家的文章总有他的特点：有的喜造长句，有的喜为短句；有的喜用僻字，有的文字通俗；有的文笔豪放，有的力求简练。我们看出特点所在，就应下苦工夫，争取保持。文学作品的妙处不仅在乎它说了什么，而且在乎它是怎么说的。假若文学译本仅顾到原著说了什么，而不管怎么说的，读起来便索然寡味。世界文学名著不妨有几个译本。像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与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可以译为浅显的散文，供文化不太高的读者阅读，使他们知道这些伟大作品里都说了些什么。有诗才的译者便应以诗译诗地去译这些作品，使读者不但知道书中说了什么，而且知道怎么说的。以诗译诗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不妨各译各的，同一著作有好几个不同的译本也不嫌多。
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林纾的译笔便多少有此特点。他虽没有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也不比原著更美，可是他的确表现了自己的风格。这种译法，用于文学作品，还是说得下去的。这总比逐字逐句地硬译，既像汉文，又像洋文，既像语言，又像念咒，要强一些。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纾，但于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下，能够译得有风格，还是好办法。过去，我们有些译文，使我感到外国大作家的创作不过是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而已。这个影响不好。
以上所谈，颇为拉杂，希望所在，总起来说，是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翻译界应当，而且不是没有能力，开放些漂亮的花儿！
载一九五七年五月《文艺报》第八号
谈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