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28部分在线阅读

说好新书
同志们热情地说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一件移风易俗的要紧的事。祝贺同志们的成功！谈几点想法求同志们指正。
首先，我想，说新书是我们自己思想进步的表现——我们为谁服务和用什么服务。老实说，评书在今天虽然还有很大教育作用，但有的表演方式已不大适合我们这个社会了。过去，北京说评书的惯例是两个月一转儿，白天一位先生说，晚上另一位，都说两个月。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谁有工夫听你两个月的书呢？严格地说，这个形式已老了一些。旧时代许多人有闲，能够一听两个月。现在，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尽管这个形式有这么一点儿不合适，我们可不应当因此就取消评书，它还是人民所喜欢的东西，应当把内容充实起来，为今天服务。本来大家就忙，还说一些封建社会产物的老书，就更不合适了。要努力使听众听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要说好新书必须注意政治思想，绝不能用旧思想说新书。《隋唐》、《小五义》……那一套老玩艺儿中充满封建思想，不应消极地用那样的老思想去说新书，而应该积极地用新思想说新书。
过去北京有位海文泉先生，说《永庆升平》、《济公传》，后来又说《三国》。他声明：说《三国》用说《永庆升平》的方法，一样能叫座。他可以这样，因为他说《永庆升平》或《三国》，思想上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绝不能用说《济公传》的方法去说《林海雪原》。不要认为说新书，拿起来一说就行。老一套往往是宣传封建道德的，如忠孝节义等等。说新书，不掌握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说不好，说不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
评书能感动人的地方，多在描画人物的精神面貌。清末北京有一位白静亭老先生说《施公案》，在某王府说书。辛亥革命后，王府说书的也到街头来说了，由他的徒孙在场上说，白老先生坐在一边听着。说到末五回，听书的人烦老先生说五回，老头才站起来接演。徒孙说的是两个书中人物开打，老先生却顺着这儿一转，描绘开了开打的两个人什么心理，什么精神状态，不提开打了。这五回，当然说得很动人。时间还早，再由徒孙接着说，却接不下去了，师爷说的他全不知道。于是大家再请老先生说五回。过去北京评书名家如白静亭、双厚坪，擅长说人物的精神面貌。我们现在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说出时代精神来，说出人物的社会主义思想品质来，说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说不出来，就说不住人。记得过去北京说书人有的在茶馆里说，有的在地摊上说。在茶馆说的，大多数说得细腻，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在地上说的总是讲武打，不长于说人物精神面貌，所以多半是第二流的。今天说新书仍然如此，以人物精神面貌抓人，而不在于打得热闹。《聊斋志异》里并不开打，主要是说好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所以较高。只有从思想上掌握了一部书，才能有感情地说出来。自己要是先不爱这些人物，不了解社会主义，怎么能有感情说新书呢？说老书讲到孝子、烈妇，说得大家掉泪，自己也感动，因为大家从小时候就相信这些嘛，所以说的有感情。今天说新书，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那么多感情，没有，不可能说好。注重思想性是很关键的一环，技巧可以慢慢摸索。
有了思想准备，有了感情，第二点应当丰富书的情节、细节。写新小说的人不是在写评书，人物上火车，写上火车就完了，评书则要说火车怎样升火，撮煤，拉什么货，都交代出来，台下的人才看得见火车。甚至有时得学火车的声音。小说把这些跳过去写，评书是口头说，非补充这些个不可。我们说《水浒》、《三国》，和小说不同，所丰富的都是这样的东西，群众要听的是生活。火车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要下心，对生活中的事物大略都知道些，介绍给人们应该知道的生活常识。当然，这不能专靠我们介绍，还有电影、戏剧、通俗读物、普及科学知识的小册子等。生在现在的时代，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知识上也赶不上了。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可喜的寂寞》，星期天，儿子、女儿都回家来，他们学的是化学、物理，他们谈话的内容我都不懂，只好在旁边愣着。我们现在发奋图强，要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深的东西咱们学不了，但一般的知识总要知道。电话怎么打，收音机怎么响，电视怎么亮，都可以随时介绍。这些，在大学教授听来也许可笑，但一般人需要各种生活知识。王少堂先生说《武松》到衙门打官司，并不都是宋朝的那样，他说的是前几十年的衙门里的情况，但大家爱听，因有生活。过去我们说到进了饭馆怎么要菜，有声有色。现在还按过去说法，就不行啦。要留神丰富小说里所没有的，农业知识、卫生知识，说之无害，而且可以把小说丰富起来。说出热水瓶为什么保温，手表怎样保护等等，保险受欢迎。生活不是旧生活了，我们要负起责任来，传播新知识，丰富细节。听众去听书，就是佩服说书先生多知多懂。我们带上几句话，可能就解决很大问题。旧书结实，就因为说什么都有根有据，源源本本。说新书，我们的常识就不大够了。宣传常识有很大作用。到处有招贴画，生吃瓜果要洗烫，可是很多人还是拿过柿子来就咬，不洗，随后即去享受公费医疗。再一点，说新书可以利用旧书。说《三国》、《施公案》的，改说《林海雪原》，可以对比一下。《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和《空城计》孔明怎么不同，和《连环套》黄天霸拜山有什么不同？可以批讲批讲，就手儿贬了黄天霸，说出窦尔墩是好汉。用两个具体的事实一比，可能看出新人新事是怎么回事。用古人比今人，比得出我们革命战士的伟大来。
还有一项。老书形容人物有套子，叫作“赞儿”。新小说没有这个，说起来有困难。既然说新书，应该结合上诗朗诵，读读《红旗歌谣》，翻翻各种诗集，比如说到某处出场一位姑娘，就利用某首新诗改编一下，代替赞儿。自己写，不一定写好，还说姑娘生得柳叶眉杏核眼不行了。参考新诗新歌谣，是个办法。新相声里的包袱也可以利用。假如有嗓子，应该学几个歌。说到进军或什么运动，可以唱上几句，加强气氛。记得一些老演员都能唱几句京戏、小曲，说新书可以从四面八方用各种新文艺形式配合上。话剧未开幕就有音响，一奏《社会主义好》这支歌，就知道演大跃进的故事。我们要从各方面学习，丰富新书。
思想新，内容新，细节新，并运用文学上各种新的东西，万象更新，评书必有更大的成功。
载一九六三年四月《曲艺》第二期
谈“粗暴”和“保守”
有一天，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谈起戏改问题，讨论的很热烈。那天在座的朋友都是写戏的人。争论的中心是戏改中“粗暴”与“保守”的问题。今天我就从“粗暴”和“保守”来谈。有一部分意见是那天得到的“结论”，也加入我自己的意见。
现在争论最多的就是“粗暴”和“保守”。据我看，懂得一些业务的人，不管是内行或“票友”，都容易保守，因他们热爱戏曲，愿意保留戏曲中原有的技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譬如我们以前看过杨小楼的戏，因为杨小楼的表演实在使人喜欢，现在看见别人演，技巧不像那么好，就觉得不过瘾。这就是说，懂戏的人看它稍许改一改就觉得难过。就拿我自己来说，就有点保守，我家里六口人，对于看戏问题如果举手表决的话，我一定失败。我懂得板眼，他们却不懂。我爱这个东西，就难免袒护它，但如果完全抹煞我们的热情，那也是不应该的。
内行就更厉害了，他们的保守不仅因热爱，还有业务问题。比如说，演窦尔墩的要挂上很短的胡子，揉一个大白脸儿，他就觉得没法上台，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苏联朋友们演《三岔口》，演得真好，可是焦赞出来就不大像，他没有利用胡子，不大知道京剧中的胡子配合上某些动作能表演出英雄气概来。内行人是有些苦闷的。我曾经和某名演员谈，他说：如果演窦尔墩没有胡子必不好演，粘胡子也没法演，如果把将干的胡子挂在窦尔墩脸上也同样没法演。有几位外宾看过《猎虎记》，《猎虎记》中用的是短胡子，他们认为很好。但我说窦尔墩的长胡子也很好。演员们为了怕技术丢失，保护自己学到的一些本领，不能不着急。只在戏的技术方面作枝节的改革，不易说服老艺人。
还有，演员们有的文化程度低，知道改革是好的，但不知道怎样改革，我们若不去争取跟他们合作，就会甚至把整理老戏那一部分工作也耽误了。就京戏来说，一方面改，另一方面要注意老技术，把老艺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有发言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把老技巧拿出来，这样似乎更周到更好一些。我们过去对艺人们的争取是不够的，没有把他们都动员起来，他们有意见，但这些意见为什么不在《戏剧报》上发表呢？专家们一写就几万字，振振有词，而他们有意见写不出来，因为不会写。最近萧长华先生，就说出了很多的东西来，这是因为我们去访问他，帮他写了出来。
那天在我家里谈的结论是这样：如果主张什么都不应该改，这样的保守就跟粗暴一样。我们反对粗暴，但是拼命保守也要同样反对，这是真理。当然，不懂业务的人就容易粗暴，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不懂业务，他可能没有对业务的热爱。这样，他就只觉得非改不可，甚至不惜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对业务不懂而要改革就容易粗暴。但这种改革尽管有时候粗暴，可能也有创造性，对于创造性还是要加以鼓励的。不懂业务就容易粗暴，矫正的办法就是深入学习。这又跟演员们的合作问题联系起来了，戏改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很容易走到粗暴的路上去。
对国际朋友的意见采纳与否，我觉得应当有个尺寸。国际友人给我们善意的批评时，如果提到的是话剧、芭蕾舞、歌剧等等，是应该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内行。就京剧来说，似乎不能这样。他们往往认为我们的表演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只看了几天戏，不知道程先生和梅先生同是演《玉堂春》，却有不同之点；同是《四进士》，周信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的演法就又有不同。当然，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但外国朋友一提意见，我们马上照办，不多去考虑一下，也未免粗暴。像《荷花灯》、《闹天宫》这些节目，在国外都演过，到处受欢迎，我们不能因为人家喝彩就冲昏了头脑。同样的，外国朋友看《猎虎记》虽认为好，但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考虑，到底它好不好。那天在北京市文代会上听彭市长谈戏改问题，他说：一切观众，对剧本的思想内容都有提出意见的权利。至于挂不挂胡子……等类问题，还是应当取决于演员，要依靠专家们。这一天，我遇到周总理（当时还有凤霞和祖光），周总理说评戏老在学京戏的吊眼睛、贴片子，看起来不舒服，还不如学越剧的化装好，又方便，又好看。关于戏曲艺术的改革，他还说：像评戏这种剧种，历史既不长，又接近生活，可以多改一些，对京剧就应慎重一点。我这不是代表总理说话。而且，我也许没有说清楚他的意思——这由我负责。
我希望我们今后多找一些艺人们来谈谈，这样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光听咱们这一伙人的意见，就难免片面，而且提出的问题也许不具体。
我补充几句。我的小戏《柳树井》各处都演过，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那里面没有采用自报家门的办法，可是观众们，不管老的、小的都能理解。（可见我与观众都不保守。）女主角一人在那里悲泣，并不说自己姓甚名谁，后面的人忽然叫她一声“招弟”，观众就都知道她叫招弟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立刻应把一切老戏的自报家门都废除，暂时还可以不动它。
看一出京剧须全面考虑。以《艳阳楼》来说，剧情非常简单，但主角有念有唱有打，即甚活泼火炽。记得赴朝时，高盛麟演《艳阳楼》，事后他问我如何，我回说差点。想当初杨小楼演高登的时候，一出场的神情和大段道白（自报家门），就逼真地表现出了一个花花公子和恶霸，就能那么吸引观众。高先生的道白显着草率。又如龚云甫在《钓金龟》中的一段自报家门，也有独到之处，令人喜爱。把自报家门念成了朗诵诗，便增加了美，听众也就忘了它的不大合理。自然，我们编写新戏时无须保留此法。
说到《闹天宫》，想起有一天在怀仁堂演出，有布景，挂着亮晶晶的星，表示在天上作战。开演以后，筋斗一翻，搞得满台都是灰土，天上怎会有灰尘呢？所以这些小地方能够不动还是不动吧！
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戏剧报》第十二期
谈《茶馆》
《茶馆》这出二幕话剧，叙述了三个时代的茶馆生活。头一幕说的是戊戌政变那一年的事。今年又是戊戌年了，距戏中的戊戌整整六十年。那是什么年月呢？一看《茶馆》的第一幕就也许能明白一点：那时候的政治黑暗，国弱民贫，洋人侵略势力越来越大，洋货源源而来（包括大量鸦片烟），弄得农村破产，卖儿卖女。有些知识分子见此情形，就想变变法，改改良，劝皇帝维新。也有的想办实业，富国裕民。可是，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不肯改良，反把维新派的头脑杀了几个，把改良的办法一概打倒。戏中的第一幕，正说的是顽固派得势以后，连太监都想娶老婆了，而乡下人依然卖儿卖女，特务们也更加厉害，随便抓人问罪。
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可是变了——到了民国军阀混战的时期。洋人为卖军火和扩张侵略，操纵军阀，叫他们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他，打上没完。打仗需要枪炮，洋人就发了财。这么一来，可就苦了老百姓。这一幕里的事情虽不少，可是总起来说，那些事情的所以发生，都因为军阀乱战，民不聊生。
第三幕最惨，北京被日本军阀霸占了八年，老百姓非常痛苦，好容易盼到胜利，又来了国民党，日子照样不好过，甚至连最善于应付的茶馆老掌柜也被逼得上了吊。什么都完了，只盼着八路军来解放。
这样，这三幕共占了五十年的时间。这五十年中出了多少多少大变动，可是剧中只通过一个茶馆和下茶馆的一些小人物来反映，并没正面详述那些大事。这就是说，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看了《茶馆》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应当鼓起革命干劲，在一切的事业上工作上争取跃进，大跃进！
载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中国青年报》
谈《方珍珠》剧本
《方珍珠》剧本有好处，也有缺点。在这里，我愿说出它的好处与缺点何在，和为什么好，为什么坏。
先说好处：
（一）这剧本中有人物。为什么我能写出几个人物呢？因为我十几年来就常和艺人们在一处，彼此成为朋友。我不单知道他们的语言、举动与形相，而且知道他们的家事、心事。对他们的困难，我每每以朋友的资格去帮助克服；我自己有困难也去求他们帮忙。这样，当我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的确知道我要写的是谁；他们已在我的心中活了不止一年半载，而是很长的时间。俗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创造人物可不能仅知面而不知心。
这并不是说，此剧中的人与事都是真人真事。一定不是那样。故事是假设的，人物也是虚拟的；不过，这想象的人与事却是由真事中孕育出来的。有真实打底子，然后才能去想象；专凭空想是写不出东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