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集第十六卷(校对)第13部分在线阅读

小小说是小说，不是随感或报导。它短小，可是还有人物。这可就不简单了。写这种小说，作者需要极其深入地了解问题与人物，并能够极其概括地叙述事实，用三言五语便刻画出人物。这是很高的本领。作者学会这个本领，将终生享受不尽。因为不会写短小精悍的才去写长的，便是对长篇不负责任。
我们不排斥随感与报导。可是我们争取多写有人物的小小说，社会主义的人具有特殊的、空前的光采，我们的事情可贵，我们的人更可贵，因此，我们若能努力写出既短又精，而且有人物的小小说，一定是难能可贵的。
载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新港》二、三月合刊号
风格与局限
风格有无局限之弊？
答：也有，也没有。
作者以一成不变的风格，去应付不同的内容与形式，难免有成有败。适者成功，不适者失败，这便是局限。
文学史中亦有相反的例子，如莎士比亚。他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写悲剧，也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写喜剧，应付裕如，似无局限。
不过，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较少。一般地说来，风格既由个人的才能、生活、文学修养等等而决定，总会或长于此，或长于彼，有些局限——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不应当因局限而放弃风格，或轻视风格，百花齐放，风格是各种花的特有的光彩与香味。
即使承认风格有所局限，作家也不该不去多方面尝试。“文武昆乱不挡”是作家应有的雄心。文学修养包括着多方面尝试。作品可能失败，功夫却不亏人。这次失败，下次就会有些进步。诗没写好，而或有益于以后把散文写得更精练。
当作家的风格已成，而欲多方面去尝试的时候，他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不论内容与形式如何，他打定主意，不变原来风格。第二是详察默虑，怎样发展风格，适应新著。前者若是出于不考虑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只图写起来方便，多半失败。反之，若是出于自信与努力，呕尽心血，力求运用自己的风格，出奇制胜，可能成功。
后者亦有二途：一是风格有所变化，求得新的发展。二是借取一些别人的手法，拼拼凑凑，以期便于表现新的内容。前者高明，后者虚浮。
夏衍同志的《革命家庭》获得很大的成功，衷心致贺！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他不甘于老写《林家铺子》，而愿多面尝试，大显身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都立雄心，树大志，要求自己文武双全，“昆乱不挡！”
他的风格一向是平林淡远，秋叶初霜的那一种。有人颇替他担心，能否写好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家庭》。他敢于尝试，得到成功！
在这个尝试中，他没采取不管内容如何，只图自己笔下方便的态度。他力求以自己的风格，适应革命的内容，苦心经营，取得胜利。这足以证明：只要真下功夫，风格的局限是可以突破的。以一部革命故事影片来说，《革命家庭》是独具风格的好片子！夏衍同志的风格不但没有损伤了革命的内容，反而给影片以干净利落的特色。
假若一定叫我挑毛病的话，我有下边的不成熟的意见：夏衍同志似乎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的风格，而借来一些东西，支持斗争场面。影片中那一些武打的场面，我仿佛都在别的影片中看见过，略欠新颖。我想假若夏衍同志完全相信自己的风格，这些场面会别具匠心，另有特色。在白色恐怖中，作者只从人所尽知的烧文件、转移工作地点等等下手，使人觉得那些革命战士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夏衍同志向来会用深入浅出，以小见大的手法。他会以一句话，或一个小动作，表现革命者在万分危急之中，仍有办法打击敌人。可是，他似乎忘了他的拿手戏。于是，这部片子里就缺少了一些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片中某些革命者似乎太老实，忠诚而缺乏气魄。有人说，看了这部片子觉得压抑，喘不过气来。假若这说的正确，恐怕不是因斗争的惨酷而来，而是因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氛不够。
这是不是也与风格有关系呢？有关系。能不能克服呢？能！夏衍同志在编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并没老气横秋地只顾卖弄自己的风格。要是那样，他就不会写出这么成功的剧本来。这是无可驳倒的事实！他是眼盯着剧本内容，运用自己的风格的。他这次既能成功，也就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下了苦心，去制造故事中的生活气息，使人从一般的生活中看见革命生活。可是，他没能以百分之百的自信心，通体以自己的风格处理一切，以至有的地方只泛泛地交代，不能丰富观众的想象；有的人物本可发出更多的内心光彩，而只从表面上滑了过去。不过，我相信，有了这次的经验，他会学到怎么信任自己的风格，从而发展之，既不失他原来的长处，又能于关键所在之处，画龙点睛，增加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光芒。我预祝夏衍同志不断劳动，取得更大的胜利！
载一九六一年四月《电影艺术》第二期
古为今用
我们都愿意学习点古典文学，以便继承民族传统，推陈出新。在学习中，恐怕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了古典著作，我们首先就被著作中的文字之美吸引住，颇愿学上一学。那么，这篇短文就专谈谈从古典著作中学习文字的问题，不多说别的。
文字平庸是个毛病。为医治这个毛病，读些古典文学著作是大有好处的。可是，也有的人正因为读了些古典作品，而文字反倒更平庸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是这样：阅读了一些古典诗文，不由地就想借用一些词汇，给自己的笔墨添些色彩。于是，词汇较为丰富了，可是文笔反倒更显着平庸，因为说到什么都有个人云亦云的形容词，大雨必是滂沱的，火光必是熊熊的，溪流必是潺潺的……。这样穿戴着借来的衣帽的文章是很难得出色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文学工具是白话，不是文言。古典诗文呢，大都用文言，不用白话（《水浒》《红楼梦》等是例外）。那么，由文言诗文借来的词汇，怎样天衣无缝地和白话结合在一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者结合的不好，必会露出生拉硬扯的痕迹，有损于文章气势的通畅。
因此，我想学习古典文学的文字不应只图多识几个字，多会用几个字，更重要的是由学习中看清楚文学是与创造分不开的。尽管我们专谈文字的运用，也须注意及此。我们一想起韩愈与苏轼，马上也就想起“韩潮苏海”来。这说明我们尊重二家，不因他们的笔墨相同，而因他们各有独创的风格。我们对李白与杜甫的尊重，也是因为他们的光芒虽皆万丈，而又各有千秋。
多识几个字和多会用几个字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个好处很有限，它不会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文字。本来嘛，不管我们怎样精研古典文学，我们自己写作的工具还是白话——写旧体诗词是例外。这样，我们的学习不能不是摸一摸前人运用文字的底，把前人的巧妙用到我们自己的创作里来。这就是说，我们要求自己以古典文字的神髓来创造新的民族风格，使我们的文字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的特色。我们的责任绝对不限于借用几个古雅的词汇。是的，我们须创造自己的文字风格。
因此，我们不要专看前人用了什么字，而更须留心细看他们怎样用字。让我们看看《文心雕龙》里的这几句吧：“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写这段话的是个懂得写作甘苦的人。要不然，他不会说得这么透澈。他不但说得透澈，而且把山海风云都调动了来，使文章有气势，有色彩，有形象。这是一段理论文字，可是写的既具体又生动。
我们从这里学习什么呢？是抄袭那些词汇吗？不是的。假若我们不用“拿笔”，而说“搦翰”，便是个笑话。我们应学习这里的怎么字字推敲，怎样以丰富的词汇描绘出我们构思时候的心态，词汇多而不显着堆砌，说道理而并不沉闷。我们应学习这里的句句正确，而又气象万千，风云山海任凭调遣。这使我们看明白：我们是文字的主人，文字不是我们的主人。全部《文心雕龙》的词汇至为丰富。但是专凭词汇，成不了精美的文章。词汇的控制与运用才是本领的所在。我们的词汇比前人的更为丰富，因为我们的词汇既来自口语，又有一部分来自文言，而且还有不少由外国语言移植过来的。可是，我们的笔下往往显着枯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只着重词汇，而不相信自己。请看这首“诗”吧：
初升的朝暾，照耀着人间红亮，
虽然梅蕊初放，人们的心房却热得沸腾！
这是一首习作，并不代表什么流派与倾向。可是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的确以为用上“朝暾”、“照耀”、“梅蕊”与“沸腾”，便可以算作诗了。有的人也这样写散文。他们忽略了文字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推敲锤炼，而后才能玉润珠圆。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不以文字表达文字。字典里的文字最多，但字典不是文学作品。
据我猜，陶渊明和桐城派的散文家大概都是饱学之士。可是，陶诗与桐城派散文都是那么清浅朴实，不尚华丽。难道这些饱学之士真没有丰富的词汇，供他们驱使吗？不是的。他们有意地避免藻饰，而独辟风格。可见同是一样的文字，在某甲手里就现出七宝莲台，在某乙手里又朴素如瓜棚豆架。一部文学史里，凡是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字上都必有独到之处，自成一家。
我们必须学点古典文学，但学习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要从古典文学中学会怎么一字不苟，言简意赅，学会怎么把普通的字用得飘飘欲仙，见出作者的苦心孤诣。这么下一番功夫，是为了把我们的白话文写出风格来，而不是文言与白话随便乱搀，成为杂拌儿。随便乱搀，文章必定松散无力。这种文章使人一看就看出来，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和文字骨肉相关地结合在一起，而是随便凑合起来的。
我们要多学习古典文学，为的是写好自己的文章。我们是文字的使用者。通过学习，我们就要推陈出新，给文字使用开辟一条新路，既得民族传统的奥妙，又有我们自己的创造。继承传统绝对不是将就，不是生搬硬套，不是借用几个词汇。我们要在使用文字上有所创造！
所谓不将就，即是不随便找个词汇敷衍一下。我们要想，想了再想，以便独出心裁地找到最恰当的字。假若找不到，就老老实实地用普通的字，不必勉强雕饰。这比随便拉来一堆泛泛的修辞要更结实一些。更应当记住，我们既用的是白话，就应当先由白话里去找最恰当的字，看看我们能不能用白话描绘出一段美景或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反之，若是一遇到形容，我们就放弃了白话，而求救于文言，随便把“朝暾”“暮色”等搬了来，我们的文章便没法子不平庸无力。